中国近代文学学术史上的杨世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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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便到各处去搜寻材料”,“渐渐地融会贯通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且“一贯地着重那些各派不著名的先驱者们”,治史态度严谨,虽未完成其心目中那部神圣的近代中国文学史,却以《文苑谈往》铺下了“他自己以及别个志士的大工作中第一块石头”,凡此种种,堪当“文学史家”之称号——归结起来一句话:“他不但有史家的专精,并且有文学者的完整”。{4}1955年,定居香港的曹聚仁在那部深具个人特色的“掌故式”中国新文学史《文坛五十年》之“史料述评”篇,曾对作为文学史料大家和批评家的杨世骥大加赞赏,言“现代中国文人之中,最有识力的批评家,勤于搜集史料,加以审慎考订,而编次成书的,首推杨世骥,他的《文苑谈往》(中华书局本),便是采铜于山,自己提炼出来的”,“虽是单篇的文人小记,一鳞一爪,已见精审的功夫”。{1}曹聚仁非常看重文学史家的史料功夫和眼界识力,轻鄙那种以主义为指针的宏大叙事式的文学史。整理:WWW.YbAsk.COM 。 有感于建国初期大陆现代文学界的研究现状,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像杨氏这么重要的开山之作,对于治现代文学史该有多大的帮助;若干写文学史的,竟连这样的专集都不曾见过,难怪他们手中,只能坐井观天,把那一小圈子的变化写出来就算了。(本来赵景深、李何林、阮无名也都曾做汇辑文坛轶事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氏也就丢了旧日的工作,跟在他人之后,弄人云亦云的文学史了。)”{2}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文苑谈往》也未能在大陆再版,当下治近代文学者恐怕不少人亦未见过此书。 1968年,继曹聚仁之后最具知名度的香港书话家黄俊东先生在《〈文苑谈往〉》一文中,对作为“史家”的杨世骥之治学精神、眼光识力和出色的文笔且赞且叹,认为“书中大多数文章,都是把已被埋没了的人物和小说史料重新介绍出来,这是《文苑谈往》最大的特色和价值”,称“杨世骥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学史家,《文苑谈往》的确是一部值得称赞的好书”。③可惜潘伯鹰、曹聚仁、黄俊东等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同杨世骥那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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