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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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从特定的时间范畴抽象出来，加以无限制发挥，忽略了自然借以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若干“中介”，其结论难免陷于“直线化 、简单化、夸大化”。它还把地理环境视作决定人类文化特征的一种“外力”。而实际上，经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地理环境已经演化为“人化的自然”，成为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和汉文化一样悠久灿烂，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人化自然”的程度和汉族一样处在不断发展进步中，而这些变化给他们的生活一样带来深刻变化，这其中的稳定与不稳定、和谐与不和谐因素和汉文化一样值得深思。如果我们的小说家能基于这样视点和思想高度去体验和思考少数民族的生活，那么读者将会看到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中华多民族人民生活，而不再是只呈现单一杀伐与斗争内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典型的把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关系“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了。
小说家之所以动辄以杀伐和斗争的视点想像少数民族故事的第二个思想根源就在于，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斗争哲学。来源：Www.Ybask.Com 。
中华传统哲学其实是以和谐为核心的生命哲学。但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持续战争的国家历史，从新文学直至上世纪80年代前，斗争逻辑一直是时代文学、话剧、电影等艺术创作的基本主题。斗争哲学沉淀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同样也沉淀在小说家思想深处。在当下的接受环境中，狼獒故事会心有灵犀一般，在读者精神深处呼应起那种斗争哲学和强人逻辑。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以阶级斗争等重大题材为主的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但当它成为影响当今时代精神的文学资源时，被人们贯穿到各自所面对的自然或社会生活、日常生活时，我们就不能不看到其让人忧虑的一面。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转型。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主，但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里仍存在斗争哲学的阴影。在今天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时代环境下，当代人的生存竞争无论是演变得更隐蔽还是更赤裸裸，总之都是更为酷烈。在所谓新的时代，每个人（而前半个世纪是整体的中国人）都想成为历史的“把犁人”，成为“雄狮”，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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