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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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叙述的“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一
自1920年代“乡土小说”诞生以来，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就是中国作家描述乡土的重要语码，大多乡土书写强调的都是两种文明形态的道德对抗。中国作家对传统与现代“冲突”意义的放大，有其特定必然性，根源就在，中国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作家们所处理的传统与现代的道德经验，是受到西方社会压迫的产物。中国作家叙述乡土最悲情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乡土”是在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中被“发现”的，如果没有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乡土”仍有可能像传统诗文所描述的那样，停留在“家园”、“田园”等空间意象和“思归”等情感主题层面。而更悲情的是，当中国作家在如纬的岁月中发现“乡土”时，“乡土”已然呈现出分裂的景象。编辑：www.ybask.Com 。
这种特殊的发现“乡土”的历史，铸造了百年中国作家叙述乡土的特殊心态。如果说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纷争，那么，西方的文化现代化则是在同质形态的文化内部进行的，而中国的现代化却涉及到中西撞击的文化命脉之争。后发性现代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存亡”的被殖民化危险，导致作家们在处理乡土生活经验时，文化命脉的漩涡里同时卷进生存命脉之争，两种命脉的交相缠杂，构成中国乡土叙述的最大复杂性，因为生存命题的根本性位置使然，我们的乡土叙述中的文化命脉之争常常让位给生存命脉之争。五四至今的乡土叙述均是如此。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所着力批判的尽管是国民的文化劣根性，但通过对阿Q、闰土、祥林嫂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不难发现，鲁迅无不是把文化性格批判与农民的生存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百年中国作家的乡土叙述，纯粹从文化自身层面歌颂或批判乡土道德的并不多见。十七年时期，乡土虽说被革命、阶级、解放、社会进步等主流话语所征用，但这些话语很显然隶属于生存伦理事实而不是文化命脉层面。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r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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