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煌与隐忧：法律史学六十年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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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释为主，而忽略对法律运行的效率和效果的研究。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对某个朝代或者历史的某个时期的法律效果，哪怕是做出一些基本的评估或判断。当然，要找出法律运行的效率和社会效果等之间的有效的变量关系，并非易事，需要用更多的系统性资料来建构，来解读。再次，对传统法律在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功能认识不足。瞿同祖将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从法律的功能上看，它在吸收礼的规范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巩固是其他任何社会规范和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法律的关切与核心所在，就体现在渗透于从法律原则到具体条文无处不在的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良贱等差上，这就是瞿同祖所说的“阶级概念”。最后，我们对传统法律的人文价值的认识不足。尽管在今人的认识中，用现代法学来衡量，法律的儒家化是一次退步，因为它纳入了太多的礼的规范，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这一过程达到了传统时代的高峰，但我们又有这样的共识，即唐律是传统法律成熟的标志，是高峰。这种矛盾的认识实际掩盖着这样一种事实，即法律的儒家化过程，也是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人文价值纳入法律的过程。亲亲得相容隐、存留养亲、妇人怀孕犯死罪等等条款，就是那个时代对犯罪人的人性价值的体现。
正如刘广安所指出：现代法律史学在学科奠基工作完成之后，法律史学者要想在短期内又在宏观设计方面、体系建造方面开宗立派是十分困难的。可能要经过几代学者在专题研究方面更加实实在在的研究之后，在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方面更加细致深入的考察之后，才有希望出现新的开宗立派的法律史学大师。新的法律史学大师，一定要能整合历代法律史专题研究的成果，写出真正能够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法律史学的巨著来，才会成为世界级的法学家，才会使中国法律史学象罗马法律史学那样，成为世界法学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
我们呼唤“一代之学术”的重新起航!
说明：本文以大陆地区中国法制史研究为评述对象，限于篇幅，未及对台湾等地的法律史学进行评述，也没有涉及国外相关研究。在内容上，也仅限于大陆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律史等并未涵盖 << 上一页 [11] [12] [13]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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