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时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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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部件就是对“人”的重新定义和解释。正如两位在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没有给“欲望”、“财产”、“商品”这些东西以合适的位置，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看，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自觉的行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下次“三人谈”里进行更详细的展开)。但是在80年代，这些东西渐渐开始成为文学关注和描写的对象，比如在《陈奂生上城》中，原始的“交换”意识开始出现，发家致富成为一种正面的生活追求。
因此，在80年代初的文学书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从“好人”到“能人”的变化，“好人”当然也可能是“能人”，但这种“能人”是以符合社会主义道德标准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能人”就不一定，“能人”往往是道德的反面形象，最典型的如《人生》中的高加林，《浮躁》里的金狗等等。蔡翔曾总结过80年代文学中的“能人”现象，并认为在这种书写中存在某种“利己主义”的倾向，从而把他人生活的可能性挤压掉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倒是觉得“能人”是“好人”在失去意识形态规训后的一种自然的爆发，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回归和反弹，它必然是利己主义的，但并不必然是“排他主义”。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剥离”。
仅仅谈小说中的人物可能是不够全面的。在此可以举“潘晓讨论”为例，“潘晓”提出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他人”不正是试图在“好人”和“能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吗?而这个平衡点，实际上是各种力量(官方意识形态层面、社会层面、知识分子层面)的交集。“改革”和“改革书写”只能在这个交集里面展开。一旦走出这交集，要么被“规训和惩罚”，要么就主动选择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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