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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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那种排斥西方现代哲学资源,一味强调“自己讲”“讲自己”的态度,只能是用今天的日常语言重复古代的经典文本。不能站在当今时代已经达到的高度,就注定不能揭示古代文本的深刻内涵。如果说张岱年范式特别重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规范,那么,牟宗三范式则致力于为中国哲学研究探索深度。它们都试图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参照,凸显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中西哲学传统的差异是明显的,贺麟把这种差异概括为“后伦理学”(Meta-ethics)与“后物理学”(Meta-physics)的区别(注:贺麟:《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17页。),而牟宗三范式则沿着康德的思路把这种“后伦理学”的特点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参照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参照对象很容易沦为参照标准的一个变种,即使变异的程度大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侯外庐范式隐含的深刻洞见为摆脱参照的限制打开了一个通道,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重大课题作为准确理解古代哲学文本的前提。当我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境遇之中,具有普遍性质的哲学的深度就需要重新寻找。也许,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四个范式均未触及,即:古代自明的前提为什么失去了其自明性,从而导致整个古代语境难以理解?它可以通俗地表达为: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什么东西最终决定我们是存在或者非存在?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在现代语境下获得有深度的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层意义将依然是晦暗不明的 << 上一页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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