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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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牟宗三范式传入大陆,又经90年代中青年学者的研读推广,至今大陆已拥有了牟宗三范式的大量接受者,他们主要集中在中青年学者当中。今天的中国大陆,四大范式并行,各行其是,但谁也不能主宰整个中国哲学领域。这可以理解为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也可以理解为具有更大整合力和创造力的新范式诞生之前的混沌无序。
五、结论
如果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算起,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整整走过了90年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以上四个范式具有里程碑的性质。纵观这四个范式,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某种普遍哲学的态度来处理或解读中国古代的特殊哲学。但自从金岳霖开始,人们就怀疑有没有某种被称作“中国哲学”的特殊哲学。这种怀疑实际上是基于对普遍哲学的生硬理解,以至于有人认为只有西方哲学才符合普遍哲学的标准,于是“中国哲学”的合法也就成了问题。如果说科学是普遍的,它可以用统一的符号和共同的标准来表达普遍的规律,因而它只能说“科学在中国”或“科学在英国”,不存在特殊的“中国科学”或“英国科学”;那么,人文领域则有所不同,如英国的十四行诗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尽管都是诗歌,但不妨称之为“英国古诗”或“中国古诗”,因为它们不同的语言文字有着不同的表达规则,承载着不同的思维习惯和不同的审美趣味。诗歌具有普遍性,但没有哪一种诗可以自命为“普遍诗歌”。哲学也许介乎科学与诗歌之间,但归根结底属于人文领域。哲学,作为人类智慧总体的结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绝对的标准。然而,西方近现代哲学对哲学前提不断深入的反思,极大地掘进了哲学的深度,并形成了一系列哲学研究的规范。正是立足于这种深度和这些规范,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哲学文本才获得了令现代人充满敬意的重新理解。我们今天只要一提及哲学,就会联想到这种深度和这些规范,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已经达到的高度,它们具有(而并非垄断)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哲学的性质。
冯友兰范式的意义在于,它成功开启了以现代哲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路。尽管它借用的西方现代哲学资源显得比较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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