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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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横行的黑暗历史,而所谓“进步”的思想家在真实的历史上却往往只是边缘、异端或长期被埋没的人物。实际上,伟大的哲学家总是在努力超越自己所属的时代和阶级,即使他们的超越不可能彻底,但他们的超越本身依然伟大。看不到这一点,将有可能低估古人的智慧,甚至低估整个民族的智慧。看不到这一点,更有可能丧失阶级分析这一理论武器的深刻和锐利。尽管这些成见已经被人们广泛意识到了,侯外庐范式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在80年代与90年代,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分别出版了,其真正的优势依然被成见所淹没。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也陆续出版了四卷,除了第二卷令人耳目一新地突然展示了侯外庐范式应有的巨大魅力以外,一切又回复到了侯外庐范式的僵化格局之中。套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可以说,侯外庐范式的革命性灵魂被它僵化保守的形式扼杀掉了。
侯外庐范式最精彩的东西,没有能够在侯外庐学派内部生长壮大,反而在侯外庐学派外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余敦康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第一次鲜明地向世人展示了侯外庐范式隐含的深刻洞见,即文本的深层用意在于其现实针对性,以及透过这一洞见可能获得的对古代思想的巨大解释力。这种现实针对性不是建立在对哲学与历史、学术与政治贴标签式的简单比附的基础上,而是将思想家放置于当时社会政治的险恶处境中,寻找思想文本的现实意图,以揭示出理性健全的思想家——而不是理性不成熟的思想家——面对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所展现的惊人的哲学原创力。此外,与侯外庐范式几乎毫无关系的余英时,因其受益于钱穆的历史学视野,同样发现了这一洞见,完成了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卷,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侯外庐范式的巨大潜力的一次成功挖掘。
四、牟宗三范式
正当中国大陆举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长期而激烈的批判之际,港台地区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化复兴运动。这种以接续文化正统为己任而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充满认同之同情的现代解释,被大陆学界称为海外新儒家。在海外新儒家中,能够形成一种不同于前人甚至超越了前人的新范式者,当首推牟宗三。
牟宗三范式的创立,当以1968年《心体与性体》(共三册)的出版为标志。它的巨大魅力,即在于它第一次以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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