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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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西方哲学的姿态来解释儒家哲学。它把康德哲学定位为西方哲学的高峰,然后从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中翻转出来,将绝对命令与道德主体打并为一,就成了儒家的最高本体,也即“即存有即活动”者。(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6页。)这个本体融合了西方逻辑的先天形式与东方体验的内在活力。在解释《中庸》、《孟子》与陆王心学的过程中,以往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夸张想象的成分,在这个范式下获得了本体论的深度和力度。解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牟宗三范式仍然属于一种普遍哲学的模式,只是这个普遍哲学不再以西方现代哲学的现成模式为标准,无论是哲学内容或者哲学形式,都试图以跨越或者包容东西方哲学的面貌出现,从而使民族哲学的特点在超越西方哲学的意义上得到说明。它一扫中国古代哲学只是西方哲学不及格的幼稚拙劣之摹本的形象,一扫中国古代哲学只是前启蒙时代思维水平低下的愚昧落后之产物的偏见,第一次以一种东方智慧应有的自信和尊严向现代世界推介和阐释儒家思想的精髓。当然,这种自信是谨慎而有保留的,它只集中于道德实践领域,它同时也承认儒家思想在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科学与民主方面,仍未能自发地获得推进,因而牟宗三又提出所谓的“良心坎陷”之说,以便由道德主体转出知性主体,为科学与民主的发展提供依据。(注: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23页。)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不但有体验的传统,而且有理性的传统。牟宗三范式成功地解释了前者,也就成功地解释了古代儒家的大半内容,这就决定了它能够成为当代儒学研究最有活力的范式之一。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盖它自身的弱点。比如,大量康德式术语本来就不是解释儒家体验式内容的最佳工具,结果把原本亲切明快的儒家体验,说得晦涩枯燥而夹缠纷纭。又如,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理性传统,就是牟宗三范式所无力解释的,尽管牟宗三本人及其后继者不遗余力地对朱熹强行解读,但结果只是回到了类似冯友兰的共相逻辑上越描越黑,硬是生生制造出一个面目全非的朱熹来。导致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牟宗三范式仍然是一种从文本到文本的思辨模式,个人体验被局限在狭窄的道德实践领域,缺乏古代儒家那种融在生命整体当中的有关社会历史的宽广视野和厚重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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