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雇佣新的劳动力时，它们不是从企业和社会利益出发，采用公开、公平的方式从市场上招聘企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而是降低标准优先招收本企业员工的子女，现实中多数垄断经营的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电力及水资源供应等资源开发企业，其就业大门主要向本企业、本系统员工子女以及员工的亲戚朋友的子女等特殊人员开放，其他劳动力即使素质很高也难以进入这些企业就业，其原因并不是他（她）们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因特殊关系而导致的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实质上是一种就业歧视，我们可将其称为“关系歧视”，在我国这种就业歧视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国有企业雇佣行为非市场化引起就业不公平的另一个表现是政府官员的个人干预及其与企业管理者、不同国有企业管理者相互之间的“个人交易”行为。由于政府的保护以及垄断经营，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属于一级市场，在就业方面对劳动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背景下更是如此。那么，作为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国有企业就业呢？由于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政府天然的享有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在我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下，政府官员往往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寻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政府官员个人对企业的控制。政府官员利用手中任命企业管理者等特权，迫使国有企业吸收其指定或介绍的人员就业，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数素质和能力差，并不是企业真正所需要的劳动力。有的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与政府官员、其他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进行个人交易，互为对方提供劳动力就业方面的方便。上述国有企业就业内部化现象及“个人交易”行为是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必然结果，它将缺乏上述特殊关系的劳动者排除在国有企业就业者范围之外，因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就业的不公平。
2.3变相的“终身雇佣制”激励功能低下。由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及其与劳动者人身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了“……当企业和员工实施了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以后，他们也就被‘捆绑’在了一起，员工对企业的依附变得更强，而不会轻易地离职或转职，企业也不会轻易地解雇、裁员而中止雇佣关系，双方均有保持合作以获取当前厂商剩余收益最大化的激励。”⑥因此，西方国家的“终身雇佣制”使员工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使员工既真正的关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又对个人的未来充满信心。因此，它内在的具有促使员工努力工作的激励功能。我国的国有企业在雇佣关系上虽然也采用了“劳动合同制”的市场化方法，但公有制产权及其特定的政治制度，使得“劳动合同制”演变成了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与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的这种“终身雇佣制”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而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终身雇佣制”，它对员工的激励功能大大的削弱了。由于国有企业部分员工是通过非市场途径进入企业的，它们会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保护，其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其他通过市场途径进入企业的员工，也可以搭上述员工的便车。由于被解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企业和员工依靠制度保护，在不用付出更多劳动就可以获得较丰厚的收入的前提下，国有企业员工自然就失去了工作的压力和动力。
2.4资本投资增加和产出的下降。我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有效的发展和体制模式是那种在不损害总产出前提下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模式。但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运行恰好是逆这一目标模式的。假定企业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l)和资本(k)进行生产，在资本市场不存在制度性分割而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的前提下，城市企业就可能会面临着较高的劳动成本和较低的资本成本，从而就会多使用资本而少使用劳动力，并进而影响产出，这就是所谓的工资上升的要素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如下图所示：
在总成本不变，资本价格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提高，致使等成本线由ab左移到ab1，与新的等产量曲线相交，导致劳动力的使用量由ol0降到ol1，资本投入量由ok0增加到ok1，同时，产量下降，由q0下降到q1。
3.克服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弊端的对策
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从形成到运行都存在着较严重的弊端，而这些弊端主要根源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只有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问题也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3.1创造国有企业自主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条件。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国有企业而言，如果 “……能够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有效地降低劳动力替换成本，并获取充分的有关劳动力质量的信息，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就显得十分重要。”⑦要克服国有企业业已存在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弊端，就必须创造条件，使国有企业尽早实现由依靠外在制度和政府行政保护与干预建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向依靠自主要求和市场因素建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使国有企业建立起真正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首先，要逐步取消政府给予但不利于企业谋求自我发展的保护性政策，并规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为防止政府及政府官员个人不正当的干预，国家应制定政策或法规，赋予企业对政府不当干预的抵制权，政府及其官员个人的不当干预若给企业造成了损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或经济责任，以维护国有企业的权利。把经营自主权彻底还给国有企业，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成为了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的命运就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有企业就有了谋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建立符合企业长远发展的各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就成为国有企业的一种必然要求。其次，还必须进一步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政企不分，政府赋予了国有企业过多的社会职能和任务，加重了国有企业的负担，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经济功能，也模糊了企业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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