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约2004年以后),标志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和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期,以“双轨制”的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国有企业改革以放权让利为重点,民营企业开始起步,外资企业开始进入国内。通过增量改革,增强了市场力量。这种“变通性制度安排”在释放大量市场机会的同时(吴敬琏,2003),也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能力。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了施展内部管理能力的机会,供不应求的市场结构所造就的卖方市场使擅长市场发现和运营的民营企业家如鱼得水。当时的制度环境使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难以发挥作用,战术企业家就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执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民营企业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种正式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和价值预期,大大加剧了市场竞争。日趋规范的制度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家高度重视企业家能力的升级,以便能够在制度变迁中把握外部制度创新的机会,在买方市场结构格局下的经营业务的频繁调整中找到战略归宿。制度企业家和愿景企业家逐渐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目标。制度环境更加规范,企业内部制度现代化的要求也更高,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企业存在的终级价值要求也日益彰显,企业成长面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全球化挑战。这种对企业成长的全方位、内源性要求迫使企业家能力必须要有“质”的突破,才有可能适应“超竞争环境”的挑战。战略企业家将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
就浙江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浙江本土学者已经提出精辟见解:浙江制度变迁是“开放架构下的内生制度变迁”(卓勇良,1998);“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制度变迁模式(金祥荣,2000);“浙江模式”是“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史晋川 等,2004)。达成共识的是,从1978年到2003年,浙江主要依靠民间创业和企业家精神,形成了独立的企业制度和活跃的市场体系,构建了古典市场经济模式。此后,浙江处于从古典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期。这个判断和国家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划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根据这些分析,可以用图2表示“浙商”企业家成长模式和制度变迁的动态适应。
需要指出的是,这3个阶段呈阶梯式演进,最终多元共存,构成企业成长的复合型制度环境。从第2个阶段开始,在事实意义上,四种企业家复合共存。但在价值判断意义上,应该有代表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模式——主导性企业家成长模式国内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创作了颇有影响的案例著作:《大败局ⅰ》和《大败局ⅱ》。这两本书所剖析的企业成长期大多处于转型经济第2阶段。前者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企业失败案例,后者分析2000—2006年发生的企业失败案例;前者的企业失败是基于市场战略的经营失败,后者的企业失败是基于政治战略(政商博弈)的政治失败。这两种企业败局和企业战略、外部制度环境、企业制度具有密切联系。因此,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了愿景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对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前瞻性意义。,这也是图2的理论诉求。图2再次强调了在制度变迁情境下,“浙商”成长的方向应该是战略企业家。

四、“浙商”成为战略企业家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和战略约束

(一)“浙商”面临的制度约束根据本文对企业家制度能力的界定,这里的制度是指正式制度。尽管非正式制度范畴的区域文化对“浙商”企业家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为了统一分析逻辑,本文没有把浙江区域文化纳入分析范围。在后续研究中,将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
1.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没有真正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政府职能没有真正实现从扩张型的强势政府向服务型的效率政府的转变;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没有真正实现从基于控制的权力本位向基于创新的能力本位的转变。浙江民营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形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导致资源环境的约束效应日益强化,大批“浙商”被迫外迁。2008年以来,受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升、次贷危机和出口退税等影响,“浙商”普遍遭遇“成长寒流”——减产、低利润、资金链断裂。
2.家族企业治理“锁定”使正在致力于从古典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的“浙商”难以突破基于人格化交易的非职业管理能力约束。浙江省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是浙江民营经济的代表性微观主体根据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于2008年对浙江部分企业进行的“浙商发展2008”调研数据显示,近1/3的企业采取家族式的管理和决策模式,外部经理人在其中的作用甚微。。浙江民营企业仍然面临着期盼企业成长和不愿突破原有模式的矛盾,民营企业主在产权关系和决策控制上患得患失。家族企业是“浙商”在现行制度背景下所选择的控制企业成长风险的治理方式,但它却难以有效地选择、激励最具有管理能力的代理人。尽管有的企业家采取了控制权改良措施,但是钱德勒意义上的“管理革命”并没有真正实现。
3.“浙商”的经营导向使企业家协调替代了管理协调,企业成长的科学管理动力不足。处于制度变迁初期、早中期的“浙商”,竞争致胜的资源聚焦于产品市场有其必然性,但容易导致企业成长的管理贡献率不高。加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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