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个20世纪的中国档案学理论建设都是在通过“借鉴”的方式在维系着自己的延续性，这是发展型理论建设无法回避的，也是最简便的一条路径。但是，这种借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对象，先是20世纪初的欧美，继而是20世纪中期的前苏联，再是20世纪后期突如其来的又一次与欧美的“遭遇”。正是这最后一次的遭遇，西方“历时性的话语系统”以“共时性”的特征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播甚至泛滥，几十年的话语仅用几年的工夫就进入我国。一个时期内，外来话语方式风靡无阻，甚至逐渐内化为进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种习惯。对于一个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那可就要出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存在着不变的档案学理论。因而，当我们看到国外的档案学新理论时，不知不觉地就把它引了进来。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档案学学科和理论建设，对这种思潮有了一定的察觉和认识，意识到改变这种做法的重要性，并着手付诸于研究中，有很多的档案学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我国档案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并把自己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融入到这一伟大的实践之中。这就是笔者认为可以提出档案学理论原创性问题的理由之一。新世纪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在档案学理论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努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世纪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会有一定的发展，成为世界档案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LoCalhOSt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作原始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上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当然这种原创性未必一定要创建出一种档案学的理论等，但是它必须是站在中国的土壤上在档案学的建设和发展领域中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产生出来的“精品”。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档案学体系和档案学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淀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档案学理论的价值，而且还有推动中国档案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作用，同时使档案学理论在指导中国档案工作实践的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汲取足够的营养、焕发出蓬勃生机，实现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实践的双向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们要求档案学理论联系档案实践，也希望档案实践联系档案学理论;我们反对档案学理论的空洞，也反对档案实践的盲动;我们追求科学的档案学理论，也追求理性的档案实践。
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科学研究领域里的民族自尊心问题。说到这里，我们马上想到了龙兆佛、蔡国铭、傅振伦、徐中舒、沈兼士、殷钟麒、何鲁成、周连宽、陈国深、徐望之等造诣精深的一批档案学家。他们为创建中国档案学，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他们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著作，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创造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将永远伴随着各代档案学家的成长之路。在这些先辈面前笔者深感惭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感悟;对本国的档案事业发展的状况缺乏深人细致的了解。当今，在我国的档案学界许多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处于落后地位，这也就使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显得底气不足。也许这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急切需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需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因此，档案学界的有志之士，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力加强原创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