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农业的激励。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农民和农业发展通常是一系列条件变化的自发结果，尤其是在农业部门在三次产业结构中逐渐变得不令人瞩目的时候，人们往往把农村发展看作是一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制成品”，一个简单的增加投入或扶贫问题。而农民作为发展的一个主体地位却没有得到重视。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农民人口占全国近三分之二的情况下尤为重要。[③]

阿马蒂亚·森认为，主体是采取行动并带来变化的人。[④]发展就是增强

个人作为主体的可行能力，是增强个人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包括从参加市场活动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个人的或集体的政治或其他领域的多种多样的活动）能力，具体地说，这些能力体现在各种功能性活动上，如有足够的营养、基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参与社区生活和拥有自尊等等。人类发展就是个人的可行能力集的扩展，是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扩展。由于个人的可行能力严重地依赖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安排，所以，森将个人的可行能力所决定的真实自由区分为五种工具性自由：（1）经济条件，是指个人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可供运用的经济资源及其交换条件决定了一个人的经济权益。收入和财富增长表现为人们经济权益的提升。（2）政治自由，是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3）社会机会，是指社会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所实行的安排。（4）透明性保证，是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地交易。（5）防护性保障，即社会安全网，如失业和贫困救济。这五种工具性自由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和强化，例如一个国家迅速降低死亡率既可以采取“增长引发”的过程，也可以采取“扶持导致”的过程。在前者，通过高速经济增长来发挥作用，人们参与经济交易的权益增加的同时，国家也有财力承担社会保险和开展积极的公共干预。在后者，通过精心策划的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透明的信息交流来实现，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再如在政治自由的国家，饥荒不会发生，经济的自由和生存的自由都能得到保障。因此在森看来，发展政策就是提供多元化的支持性安排，充分扩展这些相互联系、相互强化的工具性自由。[⑤]

按照森的发展观，目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也可以从上述五种工具性自由及其关系来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不简单是农民增收，而是农民作为自由、自立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维持。

目前，**在农村建设中，工业化、城市化的良好形势增加了农民利用其拥有的经济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获取收益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发展程度因其劳动力转移、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就业条件的宽松及其政府的支持而显著地得到改善，而且相比于其它地区来说，农民的发展程度是最高的。同时各级政府的投入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从事某些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如基本的医疗健康、社会安全网。

但是，在现阶段，在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下，政治参与、医疗与教育、社会安全网和透明性保证这四个方面对**农民来说，基本上是同质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经济增长水平高而领先于其他地区。所以，我们农民的经济权益的角度切入，观察**农民经济权益目前发展的状况、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其他工具性自由的依赖。由于经济权益的好坏直接体受到工业化、技术进步等gdp 增长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各地区之间、各年龄层次农民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所以，经济权益将成为农民发展关键的边际变量，它的改善程度直接决定农民能否走向富裕，走向与城市居民有同等的发展状况。因此，在gdp目标导向的经济发展中，**农民的发展还应有所期待。

三、农民的经济条件：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中的诱惑与隐忧

**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原来乡镇工业基础和上世纪后期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来的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这些企业的投资和成长使得**不仅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江苏省前列，而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其中尤以昆山市发展为代表。工业化和经济国际化带来了**城市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原有的从农村开始的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逐步转变为政府为了工业投资建设用地需要自上而下地规划城市化，使得**既保留了乡镇工业时代形成的农村城镇化，也出现了外向型经济推动的大量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和服务业向中心城镇集中的现象，城市的边界在逐步扩大，多中心－卫星城镇群在增加，为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创造了机会和空间。

我们知道，在已完成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于乡镇工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集中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农民的吸纳，这些制造业科技水准不高，对劳动力知识水平要求不高。即使有的外商企业投资高科技产业，但是由于看重的是国内低价时为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主要是投资在附加劳动价值环节上。这并不妨碍农民就业和进城。

但是**的工业化、国际化和城市化目前需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水平。这对农民经济权益来说，并不一定得到长期的改善。这是因为**下一阶段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着力点是实现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升级，突出强调一系列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本土化，装备制造业国产化、高技术产业向自主研发延伸、传统制造业信息化等等，这不仅是政府的意愿，也是一部分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需要。但是这种结构优化的前提是有大量的高技术能力劳动力的供给。在劳动力资源、教育资源丰富的中国，这种劳动力的供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大量来自农村的农民劳动力来说，转换成高技术劳动力却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是因为他们开始从农村、农业转移出来的时候拥有的只是体力劳动力，即使转移出来后，也只是变成了熟练工。他们获得的收入增加也主要用于改善生活条件和保障上，很少有知识投资。因此，总体上，他们难以适应制造业升级的需要。如果制造业升级呈现快速大规模的趋势，那么不可避免会出现来自城市的新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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