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中，公众被视为利益相关者，是需要在治理过程中紧密团结、分享政策影响力的伙伴。而在管理主义模式中，行政机关是管理的主体，由其自行设定管理目标，寻找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作出选择，然后执行决策。在这一图景中，公众是消极的管理客体。引进公众参与，是否能为行政决策带来更大的合法性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行政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都在加强。[16]将公众参与引入行政过程，分享对行政决策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增强行政决策合法性的重要机制。它对于行政过程的意义在于以下两点：（1）弥补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控制的不足，使得行政机关的运作能够真正体现公众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从而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2）弥补专家在知识和信息上的不足，以便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增强其合理性。

我国许多地方在行政决策中已经引入参与式治理模式。这并非理念设计的结果，更非自上而下推广运动的产物，而是在应对具体的公共危机的社会博弈之中脱颖而出的。这种自发性表明，参与式治理模式在我国是可行的，它与当下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境存在着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但是，在笔者看来，参与式治理模式并不仅仅是“行得通”而已，同时也具有深远的前瞻性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工具性意义。就我国当下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而言，参与式治理模式尤其具有“救急”的意义。自从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性事件的增长是与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同步的。它并非我国经济发展缓慢或者衰退的结果，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公共政策出现偏差的结果。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公共危机应急机制，但要从根本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还需要疏导矛盾乃至防患于未然。这就需要改革行政决策机制，为长期以来被漠视的社会群体提供参与行政决策的渠道，让他们通过提升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的质量来改变自身的处境，这一点恰恰是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核心关怀所在。因此，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矛盾高发期，参与式治理无疑可以起到释放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就未来而言，参与式治理模式的适用性将日益增长。从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扩展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地区工商业发达，社会利益多元化程度、信息化程度和教育程度较高，公民个体的行动能力较强；同时，由于居住密集，集体行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也更大，城市政府也最容易体会到决策信息不完整和政策接受度低所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说，城市化使得参与式治理模式得以顺利扩展。有数据显示，到底，我国已经有5.94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已达到44.9%。预计未来10到15年，我国城市化仍将保持年均0.8%-1%的增长速度。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测算，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有望达到65%。[17]面对如此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在治理方式上，我国应当有所准备，以便及时化解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并保证城市化之后的长治久安。笔者认为，参与式治理可与城市化进程同步进行。

2.教育意义。我国20世纪的共和

革命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权在民”的正当性，新中国更是提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然而，在具体治理层面，公众参与治理的渠道却受到诸多限制。一个常常被提及的理由是，老百姓还不具备足够的自我治理能力，需要政党进行监护。然而，自我治理的能力并非天生的，而是在自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培育起来的。如果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峙的环境之下，将统一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基本制度和实现工业化等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推后培育公众自治能力的任务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各项基本的国家制度已经建立、工业化初步实现、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再推后这一任务则完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参与式治理就是倡导从那些与公众利益切身相关的微观领域入手，引入公众参与的实践，扎实培育公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行动能力。我们不能预设公众的利益感知和政策偏好是固定不变的。一旦进入协商程序，公众就能接触到不同的意见并与他人就各种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通过这一反思性的过程，公众的利益感知和政策偏好都有可能发生缓慢的改变。公众的政治认知能力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逐步锻炼的。此外，与他人一起行动的经历也能使公众对荣誉、责任、权力等公共生活的基本要素有更深的体验，其政治行动能力获得切实的发展。

3.心理和文化上的意义。自我治理的实践，尤其是与同伴共同行动的经历，使得公众得以克服其心理上对于社会和他人的疏离感，提升相互信任和社会团结。[18]在近几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最令人忧心的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出现。这种冲突并非由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具体利益问题引发，当事人只是借助一个非直接相关的导火索发泄不满。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出现，说明许多社会成员在心理上具有强烈的疏离感和压抑感。这种疏离感和压抑感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得到表达，因而通过暴烈的群体性事件释放出来。那么，该如何消除这种疏离感和压抑感呢？在厦门p项目危机事件中，厦门市民的积极行政参与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们集合行动起来，保卫厦门的环境，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许多市民感觉到他们结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突然获得一种自我实现感。参与，在此意义上变成了一种有效的社会心理治疗方式。当然，参与过程中并不是没有紧张和对抗，利益关系紧张的社会阶层之间很可能会发生争执。然而，让这种紧张在行政程序中得到有序的表达和释放，总比让它在社会中郁积下来高明得多。伴随着疏离感和压抑感的释放，真正的主人翁精神有可能得以回归，这对于塑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来说，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4.对行政和政治改革的意义。就我国的行政和政治改革来说，参与式治理模式能够提供一套稳健的操作方案，促进改革有序进行。扩大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就目标而言，就是要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就手段而言，则应当是有序的，不能出现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秩序动荡。参与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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