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正所谓"亲帮亲、邻帮邻"、"远亲不如近邻"。另外，在中国农村的特定语境里，村民们与外界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和往来，没有什么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甚至婚姻的交往，可以说村子成为他们的整个世界，同一村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相同，同村人之间交往频繁、联系密切，势必产生某种团体意识即所谓社区认同感，形成特定的内聚力和向心力，或者说形成某种严密的"互助的圈子"。[4]农民之间这种以"互惠"为基础的"正义"观念由此而生，它是一套"心照不宣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活生生?quot;活法"，它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法律的功能，充当着法律的作用。
于是，在乡土社会，一旦村民们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和，通常使用的就是所谓"都是一个姓一个祖宗一家人"，"看在乡里乡亲的情分上"，"早不见晚见"等一类具有浓厚血缘家族和乡土意识的民间法进行劝导、调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参照和利用的一个武器。显然，按照当地的习惯和民间法，该案件的当事人应该在生活的过程之中保持和气，被告w的耕牛将原告q的耕地践踏毁坏已经是理亏在先，被告w不但未向原告q赔礼道歉，而且殴打原告使其受伤更是无理，又伤了两人之间的和气。原告要求讨个说法的原由显然符合当地的民间法，是站得住脚的。
在乡民看来，一切纠纷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解决的依据，且这种解决的依据相对固定化，是一种生活的传统规则，一种"人情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正义观念并不象一般西方思想家对正义理性的界定，它是一种以人情为基础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正义观。[5]纠纷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后，他们脑海里并没有什么实体法是如何如何规定的，程序法该如何如何注意这样一些书本知识，他们只关心案件的处理结果，关心法院的判决有没有符合他们在生活中认定的某?quot;人情正义"观，在乡民的文化领域里，法院对纠纷的解决结果必须要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即法院的处理结果必须要符合他们的某种价值观念、习惯行为或道德准则。在这个案件中，原告q和当地乡民的正义观形成了共识，他们要求法院要对被告w进行处罚，而且必须处罚，要求法院的处理结果符合当地的道德、生活观念，如果法院以时效已过，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判决原告败诉，显然背离了乡民心中的民间法，是保护了"坏人"或者是让"坏人"钻了空子。
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主要表现为"直觉正义"和天经地义，乡民们就是习惯于用自己朴素的感觉来评价法院对纠纷的处理，当发现法院的判决与他们的感觉相违背时，他们就会觉得法院是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信的。这种浅显的道理在现实社会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往往不是通过对各种法令条文细节的熟悉与记忆来掌握法律，而是通过对法律、法规运作的效果和亲身的观察体会，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通过一个个具体法官的行为，从习惯上、心理上接受了它，才保障了法律的有效性，考虑了这点，法律就契合了民情和民意，就能为民众接受。
值得从学术上研究的是，这套朴素的"正义观"深深植根于乡民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它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相沿成习,被模式化为一种带有遗传性的特质,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凝聚着人们的心理、智力与情感，通过被人们反复适用，逐渐被人们认同，成为他们接纳和共享的资源，因此，它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它事实上成为了乡土社会平时更为常用、更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对于这套朴素的"正义观"、民间法，基层法院的法官夹杂其间，穿梭在严格的规则之治与适当的自由裁量之间左右平衡，艰难地作出选择。

二、基层法官在依法之治与解决纠纷中的困惑与选择

法官没有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是受理此案，并进行了调解。是什么原因让法官放弃了严格依法办事的法律规定？法官的这种无奈与选择说明了什么？
我们知道，中华法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司法隶属于行政"。清末，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法治观念对中国传统的法制产生巨大冲击。"司法隶属于行政"的法院体制在民国时期正式取消，法院独立于行政系统的体制正式建立起来。从体制上和形式上看，法官和行政官应各司其职，区别也显然易见。但是，这一传统体制所产生的观念依旧对现存体制产生着深远影响，尤其在乡民的思想里，法官仍然是"官"，这种官和行政官吏并无太大的差别，从解决乡民之间的纠纷层面上理解，行政官吏是解决问题，法官也是解决问题，无论他们怎样解决问题，只要满足了乡民朴素的正义观念，把他们的纠纷圆满地解决了，两种解决途径所产生的后果并没有什么区别。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法官身份的要求并没有苛刻到实现完全的科层制、职业化的地步，或者说基层法院的法官在解决纠纷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严格?quot;自动售货机"，只看事实，对号入座找到法律，轻易下个判决就算完事，而是在面临每个具体的案件时，身不由已地使自己变得灵活起来，当然，这种灵活并不是抛开法律于不顾，而是以法律为后盾，尽可能结合中国的国情，使纠纷解决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在我国绝大多数基层法院，法庭设置简陋，威严不够，法官作风平民化，有时办案就在办公室里或在自己家里，法庭更多地体现一种讲理与说情的氛围，在案件的处理中，大家使用的都是通俗的民间语言而非专业的法律用语，乡民认可的民间法成为主要的判断标准。本案中，主持调解的法官其身份就有些类似于村长或行政官吏，他处理案件的目的是把纠纷合情合理地解决好，使当事人双方都尽可能满意，而不是遵循书本上的严格的法律规?quot;就事论事"。[6]当法官发现严格依照法律规则已经无法平息原告"讨个说法"的要求，不能实现"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念"，严格依法办事有可能引起某些负作用时，基层法院的法官灵活地在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进行某种平衡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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