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与市工商局通过积极的合作探索，试验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来确认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2004年11月12日，中国大陆第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在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条例系统明确地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合作社的法定概念、设立登记条件、组织架构、股本构成等。它第一个明确规定，合作社可以登记取得法人资格。条例在规定“一人一票”原则的同时，提出“可以按交易额与股金额结合实行一人多票等方式”表决，从而鼓励了贡献较大的社员；考虑到农业是一个承受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弱质产业，它又明确农民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作社承担有限责任。目前全国人大正组织起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全国性法规，浙江的率先立法为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随着经济领域农民自主经营形式的丰富和完善，在*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农民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也逐渐增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取向也逐渐多样化，民间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开始发育。如老年协会、红白理事会、扶贫救灾福利储金会、宗谱修编会、妇女禁*协会、文化道德评议会等。民间组织正在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村民自治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农村民间组织的异军突起，利用了民间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智力资源，打破了过去封闭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与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鼎足而立的社会群体组织，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全国已经登记和未登记的乡村两级的民间组织在300万个以上，占全国民间组织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四、建议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关注农民，就是要切实保护种地农民、失地农民、打工农民的合法权益。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三类人的问题。其内涵不仅包括为增加农民收入，也包括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赋予农民公平的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建立城乡平等的经济社会新体制，促进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的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种地农民、打工农民、失地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利益。
（一）对职业农民：组织建设＋*表达
对于种地的农民，一是要加强组织化建设，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二是要为他们提供*表达的机会，这是农民公民权的需求。
现在各种新型农民经济组织在广大农村中不断涌现,如何创新和完善现存的各种农民经济组织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农民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完善有赖于农民自发创造和政府制度供给两个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已成为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尽快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
农村组织建设包括正式组织建设和民间组织建设两个方面。农村组织结构与功能的缺失，是产生农村社会诸多问题与矛盾的重要原因。优化组织结构、完善组织功能，是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民自发组织的出现，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弱化和民间组织结构缺位情况下，因农民缺乏谈判机制而产生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的结果。农民民间组织成为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中介机制，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民间组织是社会自生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其组织化程度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民代表比例低制约了农民的*表达，使农民在国家政策制定和民意反映中居于弱势地位，由此导致三农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种对农村人口选举人大代表名额的歧视性规定与《宪法》相违背。要让农民在*上有话语权，就要提供农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
（二）对农民工：*参与＋工会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参与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基石。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在*、经济、文化生活方面所享受的待遇还远远不如城里人，其*参与和权利日趋边缘化。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取向如何，农民工的*地位、民主权利怎样，直接涉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化解农民工*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目前农民工*参与成熟度较低的情况下，执政党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应对农民工*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权利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执政党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工的*参与权利。目前村民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市民有《城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惟有农民工，因其身分的特殊性，其*参与似乎变得无章可循。就选举而言，因不熟悉村里的情况或疲于奔波而放弃了村里的选举权，或因户籍的羁绊无法参与城市社区的选举的农民工数以百万计，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参与边缘人。
执政党需要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建立、完善有关农民工*参与的具体法律、法规，努力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在农民工以个人加入工会组织之后，还可以考虑在现在的工会中为农民工建立类似于行业工会类似的组织。
（三）对城市化中的失地农民：以土地换就业，以土地换保障
城市化的重点在于减少农民，城市化不是让户口进城的农民以土地换贫困，由农民变成为城市贫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确保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这是政府在实施城市化过程中不能推卸的责任。土地“农转非”和农村城市化后，政府应该可以用土地收益这些巨额的资金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建立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通过这些保障让他们也能“农转非”，并纳入城镇就业体系，这样一来才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能保证社会的全面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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