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很相似，我们最近一次精神文明建设会议是在1996年举行的，可能是觉得没意思吧，现在好象没再提精神文明这档子事情了。当然，我们也看到高层领导人的焦虑，这和当年孔德的焦虑也差不多，也和我们的焦虑相似，。因为这个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由自给社会向商品社会货币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千年未遇的转型还只是刚刚展开，我们对刚刚展开的社会的不适，是产生焦虑、彷徨和牢骚的重要根源。那么，如何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个人和与社会的联通关系呢？我自己也是很困惑的，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所谓“以德治国”我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诊断出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 记得我曾经叫一位朋友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的歌词翻译过来，歌词的最后一段来自席勒的一首诗，它这么说，社会的分散把我们分开，共同的精神把我们凝聚起来。他要找的，是那个把我们所有分散而且相互竞争的个体共同凝聚起来的精神共识、信仰共识，当然，他也没有找到。在德国，我们知道，后来用国家主义来取代共同认识的问题。 这个从群体到个人的变局，在中国还可以描述为从*到经济的转轨，以经济为中心替代以*为中心在今天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对“经济为中心”和“以*为中心”这两个范畴的意义，我们并没有把它揭示出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或再往前追溯的中国古代，人们身份的确认和划分是以*或以权利做标准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可以从权利的多寡和有无把社会分成不同的阶层。那么在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中，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重要的不是权力，不是power，是财富。所以，从权力为中心向以货币财富为中心的转轨，就可以解读为以权力划分阶层转向以财富为中心进行社会划分阶层的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财富在社会分层过程作为标准的确立，就使得权力在财富面前自惭形秽，底气不足，如果掌权者的权力如果没有财富的依托，这个财富不是指掌管者管理的国有资产的财富，而是供其个人消费和炫耀的财富，那么这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就是一种责任。而要在这种社会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个人，他只有对社会财富负责而不谋求足够的个人财富，要找到这种像大禹、孔繁森、焦裕禄式的官员来执掌现代权力，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由于在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转移，就使得权力者必然将在财产作为自己的证明方式的新标准面前败下阵来。 那么，这个转轨过程对整个民族的考验也是空前的，从前的封建社会为什么把贵贱原则凌驾于贫富原则之上？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因为商人可能会凭借他的商业财富来改变原来的贵贱等级，所以，封建社会的价值中心是贵贱原则，把贫富原则依附于贵贱原则，贵者享受的越多，譬如皇帝，天下最贵，享有天下财富女子。那么现代社会以贵贱为中心转向财富为中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而且以后的发展也必然是以这个原则，我们无法预见到未来还会有什么原则可以取代以财富为中心的原则，当然，按照马克思讲，在将来，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以至于人们不需要以财富来比较高低，就必须出现新的价值判断标准，或者是多元的价值标准。或许今天在欧洲福利国家已经出现的以体育、艺术、探险、环保之类的热潮。 我们民族进入这个全新的过程是有个适应过程的。在我看，法论工就是对这个社会转型一个不适的群体性的心理反映，他们的那些语言当中，把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一个残忍的社会、一个魔鬼社会、地狱，他们认为这个你争我夺的社会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要上层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你物质上失去越多，你的道德会得到越多，这些李弘治的观念，从社会科学理性来看，充满了歪理邪说，当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它却反映了这个社会当中许多阶层中的个体对巨大转型的心理不适而引起的反应，如果，不是我党下决心把法论工宣布为邪教严厉禁止，那么，我可以预言，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宗教蓬勃发展的时期，民间宗教极盛的时代将到来。将来回否出现这个局面呢？不知道。 四劳动力过剩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从农耕社会转向工商社会的转轨，一般来讲，我们知识界和政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能不能把我们沉淀在小农经济当中的过量剩余劳动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转移到工商社会来？这个课题，对我们整个知识界而言，由于焦迫的追赶心理而被轻视、缩短，把一个很漫长的、艰苦的、甚至是动乱因素的过程加以短化、甚至于理想化了。 我们比较早期欧美率先实现资本主义和进入工商社会的国家，它们这一过程的完成，都依赖于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当时叫做海外殖民市场，从农业流出的劳动力，转向工商社会，它们生产的工业品，依靠内需，是无法带动一国的工业化的，它必须依赖广阔的世界市场，所以象英、法等欧美国家(美国是个特例，它的资源特别丰富，有一个可以不断扩张的“国内”)都是依赖海外扩张，从海外获得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市场，同时将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过程中大量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向海外转移，如英国，从工业化的早期到完成，在一百年的时期，英国的人口转移出去四分之一以上。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形成了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到了波旁王朝复辟也就是拿破仑失败的1816年，就进入了它的工业化发展时期，而马克思写《法兰西内战》的时候，法国的人口只有3600万，农业人口占65%左右，以小农经济为主，产业工人只占17%左右，和我们今天的比例结构有些类似，不过，不要忘记我们是13亿人口。所有这些完成转型的国家都是人口小国，虽然人均资源比较丰富，但依旧依靠海外的殖民来完成它的工业化过程，而法国踏上工业化的道路后，却持续震荡了百年，等到它的稳定和欧洲的稳定，是到了二战结束以后，到了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 对中国来讲，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来得太晚，这个被西方打出来的工业化的开始来得太晚，留给中国工业化的整个外界环境大变，整个世界市场已经被第一世界占领，而且也不能容许中国如此之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海外。19世纪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保护自己的产品向海外扩张，促使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向海外转移，而在今天它们的主张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一方面要提防着我们这样国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