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经济政策理论的这一分支所体现的悦人的统一性，但是对于政策的行动第一主义而言，则没有什么安慰可言。与被我称为quart2的布兰德（1992）推测正好相反，当动态的行为考虑在内时，困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静态理论的模糊性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3、r&d溢出效应和工业政策案例： 我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容许r&d产生一些不适当的溢出效应的含义， 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减少研究与开发企业的成本，而且还可以降低其它企业的成本。qrart3认为这种溢出效应强化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支持创新企业的力度，然而莱希和尼亚里（1997）认为，这种推论并不正确。 当然，这一做法的正的外部效应本身就使得补贴合理化了（假定私营部门不能按科斯的方式将其内部化）。然而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之前就由皮古提出来了。相关的问题是，如果要进行干预的话，战略性考虑为其提供了什么样的额外基础。 答案是令人惊讶的。当外溢效益使得同行业的其它企业受益时，库诺特寡头垄断企业就会出于一种战略性的动机去降低r&d投入，从而减少向竞争对手的技术转让。这实际上为政府补贴提供了一个战略性动机。但是请注意，即使那些从外溢效应中获益的企业是外国企业时，也应该提供这种补贴！补贴的目的并不在于鼓励新技术的扩散，而在于避免由于战略的原因而出现的无效率的投资不足。当然如果其它企业都是本国企业的话，我们都知道出口补贴的战略意义也随之削弱。 如果从溢出效应中获益的企业是本国不同行业内的企业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对r&d的补贴存在一个纯皮古的基础。但是从前一节可知，如果是一种库诺特式的竞争的话， 那么也会存在一种对r&d征税的战略性动机，以对付我们前面已提及的团体领袖式的“过度投资”。这样，被认为合理的这种干预类型就是模棱两可的，至少在库诺特案例中，这种战略性论点并不支持而是反对r&d补贴的。 五、总结与结论： 我在这篇文章中回顾并进一步扩展了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中三个领域最近的贡献，在每个案例中，我都运用一个简单的典范的模型通过一种紧凑的方式推出主要结论，并且将这些模型与文献中的主要结论联系在一起讨论。 在小国开放型经济的关税政策的案例中，我主要讨论了文献中一些可能产生误导的结论。我特别对那些认为在小国开放型经济中提高关税是可行的执法提出了质疑。我认为这类建议是那些不包括用作计算的商品在内的模型的人工制造物。当用作计算的商品被包括在内时（也就等于说，当价格的浅性同质性的含义被认识到时），提高关税的建议就不再行得通了。 当讨论能够带来帕累托改进的进口关税政策条件时，我认为文献中的许多结论实际上是一回事。这观点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单边、多边和关税同盟的情况下所运用的是相同的关税政策的基本原则。进而言之，我认为可以将奥耶马―肯普―黄的理论进行扩展，使之超出现有结论之外，我还讨论了在关税同盟的外部的贸易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关税同盟的内部关税应如何调整才能保证每个成员国都能获得帕累托收益。 最后，我讨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指出这个理论并没有向高技术企业提供补贴提供一种保证性的理由。实际上，由布兰德和斯潘塞提出的单一阶段结论只为向进入壁垒行业的企业给予补贴提供了理由。它们可以是处于增长部门的高技术企业在现有市场上很可能正像是技术不太复杂的企业。这一理论还可以进一步发展，以适用于竞争阶段之前的r&d投资，这样就可以更为紧密地近似于高技术企业的现状与条件。但正如静态理论那样，这里仍然存在着模棱两可的问题：适用于在数量上竞争的企业的政策与那些运用于价格竞争的企业的政策正好相反。当然，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战略地行动对最优化补贴可以降低甚至恰好相反，但r&d 的外溢效应的确为补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理由。根据最近的研究，对高技术部门企业进行补贴的理由并不是特别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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