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的不同之处。 我们建国50年，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进步慢，但以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通过重工业、国防工业的高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实质性的成长，国家*地位大大提高。这是一代人的辛勤积累，是未来自主发展的基础。当然，前30年经济方针过分强调备战，一些大的决策过分随意，如很大一部分三线工程，产业结构和布局很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方针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但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把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建设方针，把建立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必要性，全盘否定。对外开放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配套的产业体系和自主技术体系冲断，被割裂，原来自己配套的机构人员，投奔不同的跨国公司，成为外国老板在华竞争的根据地。 如按照静态比较优势的逻辑，这没有什么要紧，因为这些产业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有人还指责说，这本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言外之意，按照国际市场分工原则，我们本来就没有资格，不应该进入这些高科技领域。或者错误地进入了，今天就不得不付出这个“计划经济的代价”，从这里退出，去走比较优势的“正道”。 当年，我国上“两弹一星”，可以说没有任何经济的合理性。甚至到今天，还有人提出“为什么当年要与列强争锋”这样的问题。确实，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为重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支付了压抑增长、压低消费的沉重代价，全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重大的历史牺牲。今天，我们可以检讨当时过分偏重国防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计划经济下的种种失误。但无论如何，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等一大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科技成果的取得，是国家的骄傲，是全国人民流血流汗、省吃俭用、在最困难的时候、饿死人的年代也没有下马，硬坚持搞上去的。它的历史贡献，就是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我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实在是受惠于前人的历史牺牲和贡献。 前30年的建设告诉我们，现代工业在一国一地的兴衰，从而国家竞争力的高低，既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国家的决策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不论是对前30年还是后20年打下的基础，都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两代人的奋斗和奉献，形成了今天全世界也不能小瞧的“家底”，它是今天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一些重要的高科技部门，我们已经培育起来了自己的科研队伍，积累了宝贵的团队经验，这是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形成新兴产业的本钱。这笔资产如果不能维持，那么就会老化、离散，我们赶上世界水平的希望就更加渺茫。所以，对此我们同样要予以承认和珍惜。 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比较优势和追赶战略之间的平衡 很多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是不懂自主发展、发展战略产业的重要性，但在当前国力不足、9亿农民进入工业化的基本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把大量宝贵资源用来搞高新技术产业，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是集中力量先发挥自己的低工资成本优势，等国家富起来再搞产业升级不迟。 这当然言之成理。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先发展经济后提升结构”是说不通的。我国沿海外向型劳动密集产业已经面临国际市场的饱和和各国为争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已经存在现实的产业升级要求，也说明机械的阶段论难以成立。 另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科技的累积性和不确定性，要求国家不追求短期效益，舍得在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上加大投资力度（同时也要改进科研机构制度，提高效率）。所以，要实现自主的产业发展，必须打出提前量，必须有前瞻性的规划。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把中长期技术因素考虑进去。国际上技术水平日新月异，后进国家不进行技术的追踪，在关键产业上不及早追赶，越晚，差距就越大，产业升级就越困难。 所以，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能以“纯经济”的理由作根据，要“讲*”，也要“讲科技”。国家的发展计划，要把主要资源放在发挥当前的“比较优势”方面，也要把相当一部分资源放在实现科技追赶战略方面。这就必须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实行有限赶超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要在‘今天赚钱’和‘为了明天赚钱’之间，合理地分配手中的资源”。[4] 民族产业的概念是否过时了 笔者在不同场合，听到主张“让汽车工业当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的意见。甚至有人理直气壮地反对“发展民族产业”这个概念本身。也有知名人士公开发表“凡是在中国土地上投资设厂的企业就是民族企业”的意见，照此逻辑推理，全球化就等于“民族化”（但是，中国人可能随便挑选国籍、随意到哪个国家去寻求高工资吗？）。当然，这个口号的真实含义是把“拉美式”的工业化道路，作为心目中的理想模式了。“洋人来办三资企业当老总、中国人打工”的局面本来就很好，你还念念不忘“自力更生”，要提倡什么“民族产业”，岂非庸人自扰，螳臂挡车？ 连要不要民族产业，为什么要民族产业，今天都成了问题，看来在影响政策的知识界，在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确实出现了重大分歧。 经济自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后盾，而“主权问题是不可讨论的”（邓小平对撒切尔的谈话，1982年）。国家对某些命脉产业、战略产业的控制权，是经济自主权的基础。但愿把这一点作为中国人共同的“底线”，能被接受。 全球化是否可以取消“民族产业”的概念？ 由于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市场内部化（全球采购和销售），价值链条分散化和管理人员本地化，所以使公司国籍模糊起来。这就是有人提出“在中国国土的企业就是民族企业”的背景。 公司国籍的模糊化是否意味着已经出现了“无国籍公司”？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 判定公司国籍的有效标准是实际控制权在谁手里。“尽管有些学者竭力鼓吹跨国公司的‘无国籍性’，但在国际社会中却客观上存在着评判公司国际的标准。按照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的看法：‘最常用的公司国际评判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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