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loren goldner
［11］都认为本次危机应当追溯到战后重建的繁荣结束之后，从生产过剩和利润率危机出发进行分析。
总结以上所有人的观点，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是普遍的生产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绕过这两个问题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20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率动态趋势的分水岭，资本主义仍然无法走出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运动始终具有否定自身合理性和持续性的趋势。第二，金融部门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膨胀具有历史性，这一情况是在实体部门利润率低迷、实体资本及利润转向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政策鼓励金融自由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金融部门的独立性、金融产品的复杂化、金融监管的自由化、金融资本的掠夺性都无法逃避创造出其本身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能力的过剩和投资机会的减少，从而金融领域必然具有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建设性外表必然包裹着破坏性内核。第三，泡沫膨胀和破裂的周期性变化，是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度的双重结果，当代资本积累体系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金融过度，二者相互耦合、相互依赖、相互破坏，生产过剩必须通过金融过度来消化，金融过度必须通过剩余价值生产来支撑，二者的分离恶化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导致其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不可持续的体系。
三、 金融危机与金融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市场问题的出现，其根源无法从孤立的金融市场中找到，更无法从金融市场中孤立的个人行为方式的特征中找到，而必须从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历史趋势中寻找答案。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全面地分析了金融化的历史过程中金融掠夺的产生、银行业的转型、现代食利者的形成以及金融化的政策和社会影响，从这个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他的主要观点包括：
（1）美国金融危机是一场全面的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化的特征就是不稳定性，金融掠夺（financial expropriation）是金融化资本主义的重要元素，即金融部门从工人工资中，包括属于最贫困阶层工人的工资中抽取利润。（2）金融掠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过去三十年中的转型相关联，银行与工商业资本越来越疏远，于是不得不将其注意力转向个人，与此同时，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从而使银行能够作为金融市场中介服务于各种金融交易并从中抽取费用。（3）现代食利者已经不是靠剪息票来抽取租金的闲置货币的所有者，取而代之的是，租金是由食利者在金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产生的，租金常常采取服务报酬的形式（包括薪水、奖金和期权），从而脱离了服务所包含劳动的任何比例，当代食利者是金融化所形成的结构变迁的结果，而不是其驱动力。（4）本次危机显示出金融化过程中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转变，危机表明了中央银行权力的有限性，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的关键机构最终还是依赖于国家，而并非仅仅凭借它们对不可兑换的法定货币的垄断。（5）金融化最终使金融的伦理、道德与精神渗透进社会与个人生活最深的角落。社会价值受到了金融家（精于计算、远离生产、总在寻找赚钱的机会、总是担心流动性）与食利者（消极、对生产漠不关心、反对具有一定功能的资本）观点的影响。“风险”的概念突出出来，住房与养老金向“投资”转化，从而将人们拖进金融泡沫之中。
［12］以此为基础，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对于泡沫的产生、膨胀和破裂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分析了这一过程与金融化的各种内在联系，指出金融化资本主义之中泡沫周期性产生和破裂的必然性。
很多学者提出了与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相一致的观点，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1. 关于金融化过程中银行业的转型和金融部门的独立性。
伊藤•诚（makoto itoh）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大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直接融资，从而减少了生产性投资对商业银行贷款的依赖，导致银行以劳动大众为融资对象的“攻击性”贷款得到扩大。因此，金融部门的膨胀并不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而是主要靠由证券等金融产品的开发、推销、交易、信用担保等所获得的手续费、保险费、金融产品及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性交易的资本收益。
［13］多斯•桑托斯（paulo l dos santos）考察了全球九家跨国银行的主要业务，证明了当代银行业从以传统借贷业务为主向以对工薪阶层贷款与金融中介业务为主的转型。同时，他认为两个因素决定了个人信贷业务的剥削性质：第一，个人信贷一端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金融专家，而另一端是为了获得消费资料的普通的雇佣工人，因此信贷一定是不平等的；第二，个人信贷的规模在过去二十年中大幅度增长了，其原因在于对工人基本需要的供给普遍自由化，从而迫使工人不得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
［14］ gary a dymski认为，金融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关键来源。当金融市场中的代理人暴露于大量基本的不确定性时，或者当投机性信贷资金出现在一个经济体中时，金融运动都会导致不稳定性与积累问题的产生。在积累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关系并非被动元素，并非只是方便了生产中的剥削；相反他们是主动元素，他们有能力为危机创造前提甚至触发危机。dymski认为抵押信贷市场中贷方设置的剥削性的信用关系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根源。
［2］ 2 关于金融化过程中监管的有限性。
demophanes papadatos认为，金融化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在这种环境中，中央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吸取70年代滞胀时期的经验，认为经济不稳定性可以通过限制金融不稳定性而得以减少，而金融不稳定性可以通过稳定价格来减少。其结果就是现有体制中中央银行盯住通胀的政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用户登录 
新用户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