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与释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单纯考察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并不能解开近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缓慢演进的“企业化经营的进路，导致农民不分化和单项贫困化。法国传统农业向企业化的进路，而农业资本积累和投入不足又限制了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的发展。

至于说到法国农民不分化或“单项贫困化”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占法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10](p454)但是，“在19世纪的演化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他们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10](p680-681)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结果是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债时，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样一来，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于是他们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loCalhost”[10](p454-455)可见，法国农民所受到的剥削与工人阶级一样，“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10](p456)总之，“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从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开始的，而1848年的革命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10](p391)比如，“法国人民普遍憎恨的葡萄酒税，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式是贵族式的，即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少，税额按几何级数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在第一次革命中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又把它改头换面重新施行起来。从此以后，每当任何一个政府想要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味，判断政府的倾向。”[10](p452-453)而当波旁王朝在法国重新复辟时，为它充当开路先锋的是哥萨克骑兵，所以它必须代表法国政府向反法联盟国赔款7亿法郎，同时还要承担向15万名外国联军占领法国东北部边境地区日常开支的费用每年1.5亿法郎。1825年，法国国王又拨出一笔10法郎的巨款，主要用来补偿逃亡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没收财产的损失。这些沉重的负担最终都落在了农民身上。到了路易-菲力浦时代，“在法国掌握统治权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大王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国家负债和财政赤字成为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发财致富的主要源泉。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10](p377-379)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临时政府立即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100生丁折合1个法郎)，农民不得不负担起“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法国农民抱着天真的幻想把600万张选票投给了拿破仑一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可是，他在总统宝座上只坐了6天，到第7天就召集他的内阁开会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并把国家赤字从原来的5.6亿法郎增加到6.2亿法郎。”[10](p416)这样，“法国人民一个劲地驱逐赋税，但是刚刚把它从门口赶了出去，又看到它从窗口飞了进来。”[10](p452)马克思根据1840年的一份官方统计资料，推算出“法国农业总产品合计为52.37178亿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35.52亿法郎的耕作费用，这里包括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产品合计为16.85178亿法郎，其中扣区5.5亿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亿法郎用于赋税，1.07亿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费等等。原产品剩下的只有1/3，合计为5.78178亿法郎;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还分不到价值25法郎的纯产品。这还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10](p455-456)在拿破仑三世执政的25年间，“尽管法国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10](p470)法国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所以，到了19世纪50年代，“法国有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法国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10](p681)在19世纪60年代，全国74%的小农户占地不到2公顷，92%的极小农户占地不到1公顷，这样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到70年时间里农民手中的土地就只剩下1/4了[51]。事实上，“在1884年，法国3%的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与97%的小块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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