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特长周期’的出现都与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创新（诸如新的贸易方式、新的金融体制的出现）密切相关”，而这些新的经济制度一般都是一个强的核心国家强加于世界体系之中，这样一来，在世界体系论者眼里，“特长周期”与“霸权兴衰的周期”密切相关。”而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霸权国家主要取决于它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周期性节律不仅使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动，而且也提供了世界体系长期发展趋势的基本动力。
同时，沃勒斯坦认为，虽然世界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这使得它能在500年间渡过一次次的危机，不断巩固和完善，然而，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在深度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容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达到极限后最终将自行消亡。如今已进入“混乱的告终”。
（二）等级化的多民族国家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就是多重国家并存，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独特的产物。（世界帝国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这种多重政治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起关键作用。
世界体系论认为，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从其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中。国家是被创造出来的制度，这种制度反映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阶级的力量的需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即三重结构：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相对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特征的国家体系也存在着二重结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强国和弱国。

沃勒斯坦认为，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核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使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之间通过相互之间的斗争，出现了“霸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发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以及过多的劳动力，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过程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核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帝国主义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经济过程所导致的。
沃勒斯坦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经济上存在着不等价变换，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富国和穷国以及强国和弱国之间的矛盾，因此，反体系运动不断就成为必然。关于反体系运动，沃勒斯坦认为，尽管反体系运动在20世纪得到了加强，并且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目前阶段的政治，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反体系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内，资本积累贯穿整个体系。“国家结构的变化只能改变积累的政治，并不能终结资本积累。”[2]
那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如何呢？在这里，世界体系论者接受了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其衰退或灭亡不是因为它的困难而导致，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而导致。”[2]
（三）多元而趋同的文化体系
在沃勒斯坦看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文化上的体现，即所谓的世界文化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放在连续的历史体系中考察，才能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认识，提出了“连续历史体系模式”。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其实一直是朝着多样性和多方向性发展的。但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后，便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的向心力量来限制文化的发展并组织文化的发展，而所谓“世界文化”就是在这些强制性向心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因而，产生于16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这种由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的文明”逐渐普遍化，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尤其是当这种文明是以追求科学为其特征，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习俗及通过其他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特别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而对于那些在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所以，对于核心区创造的这种文明是很难作出有效反应的。他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接受，很难享受到科学这种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益处。边缘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文明上走的是一条z的道路。
因此，沃勒斯坦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就一直存在着创造世界文化(普遍的价值现)和有计划的文化抵制的矛盾。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不断地创造市场，以此来推行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而那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弱小的国家则通过政治计划来进行文化上的抵制，因为文化抵制本身就是政治抵制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沃勒斯坦指出，定义一种文化实际上是定义一种界线，从本质上讲，这种界线是压迫的政治界线，以及反抗压迫的政治界线。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文化创造的悖论(世界文化还是民族文化，民族国家文化还是少数道德群体文化)就一直存在。民族国家在这种矛盾中起着一种非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用它的力量来创造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一直在创造文化的统一性。”[2]
关于未来文明的走向，沃勒斯坦设想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和平民主的世界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体系首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是最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最需要的，以及如何使得这些最需要的变成最可能实现的。沃勒斯坦认为，关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这决不是单个个人所能达到的，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达到。这种社会实践更多地在于反体系运动，而不在于国家机器、经济领域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2]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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