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企业为吸引一个农村劳动力“离乡背井”，就需要付出更高的报酬。因此，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报酬的提高，必然是一个渐进、缓慢、痛苦的过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只能是逐步、渐进、分步实施的。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且收入相对较低的农民仍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我国基尼系数迅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即所谓的我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水平，指的是总体基尼系数问题。可见，基尼系数的变动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要降低基尼系数，除了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外，重点在于缩小城乡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要实现由高基尼系数到低基尼系数的转变，减少城乡之间合理的收入差距，可以从以下方面解决：首先，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如今，国家政策结束了长期“重城轻农”的思维导向，各种利农措施不断出台，给广大农民带来了不少好处，但这种好处，仅停留在“优惠”阶段，如何化“优惠”为“实惠”，化“减负”为“增收”才应该是政策最终目的所在。在关注农民增收的同时，还要客观对待农村两级分化的趋势，防止贫富差距不断升级。对于城市居民，一方面，应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扶持政策；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建立有效的收入监督及控制体系。据统计，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在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比重的80%以上。lOCALHosT中国这种税制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税收本应起到的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不该纳税甚至应该成为政府补贴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为了纳税的主力。其次，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加速城镇化，维持合理收入格局。虽然户籍制度的管制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程度的放松，但仍然作为思想上甚至实际行动中的壁垒而存在。以目前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含量的水平而言，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的农民进入发达地区就业成本比较高，工资性收入提高受限，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逐步淘汰，或是转入内地经济不发达地区，内地城镇将会成为就业的新亮点。因此对农民自身而言，在就近的城镇就业，不但成本低，而且机会也会相应增加，至于如何在城镇长期立足，则更要靠不断提高的个人能力；对城镇而言，则要不断搞活经济，抓住产业升级的机遇，最大合理限度内利用各类劳动力资本，在促成自身发展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增收机会。第三，是以市场为基础，兼顾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是各类行为主体活动的基本准则，由于历史原因、自然条件、区位优劣、行业优劣及国家政策在不同发展时期的侧重点变动，导致了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等发展后劲不足，与其他地区、其他行业的差距日益拉大，居民收入分化明显。这就需要政府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扶持。这种扶持，应当跳出以往“盲目转移支付”的圈子，以市场为导向，从地区、行业特质、潜力出发，以技术、项目转移为主，配合资金、物力支持，结合长期发展规划，改变其发展乏力的现状。这样，既考虑了市场需求，提高了政策效率，又兼顾了公平，进一步改善了整体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遏制了贫富的进一步分化。第四，应加强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减少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经济效应。马克思曾对教育有过论述,指出“教育产品”具有双重属性,既导致个人的收入差别,又是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的手段。教育的独特作用在于能够把平等和效率统一起来。当一个国家经济更快增长，日益全球化，对有技能的人才的需求也会随着增长。因此，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加强培训，将扶贫的重点从救助转向帮助掌握劳动知识和技能。
尽管基尼系数不涉及分配的初始条件和各群体的投入状况，不能说明其反映出的收入差距是否公平、合理，有其局限性，但是作为用来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工具和尺度，判断收入差距的大小和收入分配偏离绝对平均状况的程度，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可靠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目前，中国基尼系数的逐年拉大，已经说明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现阶段，只有稳定并优化既有的局部收入格局，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加速城镇化进程应当成为目前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的政策导向，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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