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信心。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赞誉无疑是对市场的客观力量的承认。按照他的意思，市场若非受到限制与约束，就会自动形成与需求力量协调的生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自由在生产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市场自由” 当然，生产组织上的自由也体现在 自由企业制度的企业经济提供必要的货币体系，而又不可能被用来作为威胁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权力的货币制度呢?唯一有希望的方法是通过立法建立一个法治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是由立法机关制定规章，命令货币当局来使得货币数量按照具体的比例增长。
就收入分配而言，自由经济的直接的道德原则是，按照个人和他所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即根据产品计酬。当然，这并不排除法律和习俗对财产的保障作用。事实上，收入和财富的最后分配很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所采用的财产法则。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根据产品计酬的原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收入不均等现象。但真正道德上的难题在于，这种收入不均等的很大部分系来自先天赋予的能力和财产。一般的观点认为，个人能力差异的不均等和个人自己积累的财富的不均等是可以理解的，但那种继承的财富的不均等是明显不合宜的。但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弗里德曼认为，“一个人有权得到个人能力所产生的东西，或得到他累积的财富所产生的东西，但却无权把任何财富传给他的孩子们，那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一个人可以使用他的收入于放荡的生活，但却不可以把它传给他的继承人，那似乎也是不合逻辑的。⑥”事实上，在一个自由经济中，不仅反对按产品计酬的那种责难是不能成立的，而且，该原则本身也只是自由的一种必然结果。LOCaLHoST根据产品计酬的自由市场制度能够而且在实际上也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收入和财富不均等的特征。不过这一事实常常被人们夸大或误读。实际上，自由经济中收入分配的一般格局是：第一，从收入来源看一个国家越是自由经济化，收入来自资本的部分就越少，而来自人类劳务的部分就越大：第二，从空间上看，特别是在东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家越是自由经济化，收入不均等的程度就越小。譬如美国小于英国，英国小于法国，欧美国家则普遍小于埃及、印度等国；第三，从时间上看，伴随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所取得的经济上的进展是不均等的大幅度减小。就一个自由经济而言，采取社会保障措施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这只是从保护那些市场经济中的不幸者避免陷入绝境的角度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保障与自由原则是相容的，因为主张这一计划的根据，“一方面是个人力保自己以免受其他人因极端贫困而导致的结果的牵连，另一方面则立基于要求个人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以自力地解决自身需求的愿望⑦。但是，如果社会保障一旦意指所谓的“强制性”保障，并且强制个人加入由国家控制的统一组织，那么，自由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事实上，在那些主张由政府实行强制保障的人士的心目中，从一开始就还有一些其他的打算。其一，由政府所提供的垄断性保障服务，完全可以立基于“按需分配”的原则，而不必考虑契约的规定；其二，这样一种政府还能够对个人或群体的收入做似乎合理的重新分配。时至今日，“收入再分配”已在各个国家变成了社会保障的公认之目标。在这种制度下，并不是由给予者的多数决定应当给予不幸的少数以什么东西，而是由接受者的多数决定他们将从比较富有的少数那里获得什么。因此，在一个自由经济中，社会保障应尽量避免政府强制的方式。具体地讲，第一，贫困的经济必须真正以需求为根据，必须进行相应的资产调查；第二，疾病和失业救济必须实行真正的保障制度，个人可以自由地向彼此竞争的保险机构购买保险；第三，必须慎用那种以代际补偿为基础的为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制度。这种制度的采用，显然会束缚演化的进程，而且还会给社会添加日益沉重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则极可能是社会在将来要反复通过通货膨胀而全力摆脱的东西。

注释：
①③⑥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页，第141页，第157页。
②参见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④⑤⑦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卷，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第113页，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