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理论上分析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服务业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高水平后往往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发展好的地区,业务机会较多,更容易促进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化程度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工业化水平是一个技术指标,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变量来描述它,这里仅仅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的相对发展状况。
4.信息化水平。由于服务业的许多工作需要手工劳动,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慢,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滞后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是服务业就业增长较慢的主要原因。同时,服务业较低的价格弹性导致了“成本病”(baumol,1967)。程大中(2004)使用1978-2000 年数据,较为系统地验证了baumol的论点,结论是:中国的服务业除企业进行创新,提升服务业竞争力。本文选择人均利用外资情况来反映国际化影响因素。
三、理论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服务业增加值比重sper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服务业发展水平,以上文理论分析之诸因素为解释变量。服务业理论影响因素汇总于表1。
根据现代服务业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构建如下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
spert=α+β1pgdpt+β2pfdt+β3pigdpt+β4idit+β5cityt+β6mit+β7pfdit+ut
其中下标t指1995-2007各年,α为截距项,ut为随机扰动项。loCalhost本文选取了1995-2007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信息化发展指数来自《中国信息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其余数据都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用其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理论分析所选定的7个自变量中部分不显著,加以剔除。其中,pgdp虽然显著,但与pigdp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复合共线性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10多年中,工业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两者高度相关且共同趋势明显,产生了复合共线性。基于这一原因,剔除前者pgdp。模型回归及检验结果如表所示(见表2)。
表2报告了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以及各个研究假设的相关系数。回归分析中由于mi和pfdi明显不显著,所以把二者剔除掉。mi和pfdi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这两项指标的区域差异特别明显,在没有考虑区域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二者波动比较大(见图1),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存在相关关系。从表中我们容易看到pfd与sper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关系是10%水平上显著的,这说明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pigdp与sper的相关系数一直为负,这说明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其大小不仅取决于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速度,还取决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和农业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利用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表示工业化程度,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工业化程度是一个技术指标,与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idi和city两个指标与spre都是正相关关系,尤其idi的正相关性最为明显。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过去的10年中国的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当然,这两个指标同样也没有考虑地区的差异性,也存在不合理的一面。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首先,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消费需求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消费需求是有层次的,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最终消费支出主要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属于较低的需求层次,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消费需求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才显现出来。就我国目前的平均消费水平来看已经突破了这个“门槛”,对服务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次,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存在负向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一个相对指标,其大小不仅取决于服务业自身的发展速度,还取决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与工业和农业比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服务业比重低(高)一种可能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低(高),另一种可能是工业或农业发展速度更快(慢)而相对“挤压”(“放大”)了服务业比重。实证结果显示的我国服务业比重受第二产业负向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此外,信息化和城镇化两个指标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都是正相关关系,尤其信息化的正相关性最为明显。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大幅降低了服务业成本并提高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
根据结论可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首先,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从改变观念、规范行为、扩大开放和适当扶持等多个方面着手推进。要认识到,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增加,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宏观和结构政策的着力点需要有所调整,在继续坚持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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