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偏爱的‘交往圈’中，他们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随时与远距离的朋友联系沟通，交流着不为父母与老师所知的信息；他们把这种通过手机建构起来的寄托心灵的‘交往圈’看作自己的‘私人空间’在赋予青少年私人空间的同时，手机再次充当了颠覆父权秩序的角色，使之获得了冲破权力限制的媒介工具。
这些迹象表明，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正朝向人性化演进。单纯从技术层面来看，传媒对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别无二致。然而，当不同国家的人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的作用，会偏向某种媒介或者某种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传媒的人性化演进，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回归。也就是说，大众传播系统从点对面的精英式传播趋向点对点的互动传播。在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化时期，社会传播系统为配合生产领域的需要，其建立的目标是人的现代化，即把传统的蒙昧者变成能够适应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在数字化信息时代，大众的现代化改造完成以后，日益工具化的人们又渴望寻找失落的人性。这个时候，大众传播系统产生于人与机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需求。因此，社会现代性出现了新的向度，亦即与传统中国社会颇多相似的现代性受到重视。手机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正是应了这种趋势，并且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性的复苏。
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手机基于资费的信息交流方式。即使中国普通大众有能力购买更新一代的手机，以收费为核心的运营模式将限制低收入阶层的信息接收，仍然被金钱构筑的等级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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