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和平民生活贫困，节用是他们本来的持家之道。墨子对衣食住行的节用规定，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的。墨子批评当时统治阶级不满足实用，追求享乐，形成奢侈挥霍之风，为衣服，“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碾，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衣服”；为饮食，“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噎”；为宫室，“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为丧葬，“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为满足享乐消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其必然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尚俭节用，本为先秦各学派所推崇，而墨子及其弟子不但身体力行，自奉甚俭，还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和内容，对消费行为予以规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阶级。墨子这一节用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纯经济学的意义，闪烁着伦理智慧之光。

二、节用的价值指导与目的：“兴天下之利”
与儒家哲学之根本观念不同，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则专注重“利”，专注重“功”，”“功”和“利”是墨子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其“兴天下之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虽然不是直接思考消费伦理问题的，但客观上还是对墨子节用、节葬等消费思想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影响。墨子言利。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认为，一切行为，皆以“兴天下之利”为其价值目的，而“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为一切价值之最终标准。与墨子相反，儒家区分了义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是相对立的；墨子则认为义利是一致的，义，利也。墨子认为天下奠贵于义，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是利于天下的。墨子的利，指公利，也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善恶之分皆由此为标准。在墨子看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者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此估定。”人民的富庶既然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大利，因而，有关富民养民，丰衣足食的实现方式就显得非常重要。墨子强调，“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财利不足，就要反过来注重按农时耕种，遵循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食不足，则要节用，反对奢侈，去除无用之费，才能“兴利多”。
以同一理由，墨子认为儒家坚持厚葬久丧，守孝三年，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害，使财贫，人寡而国乱，“足以丧天下”，应该予以去除。墨子的“节用”之法之于国家百姓人民的“富”、“庶”、“兴利多”的意义十分重要，于国于民都是须臾不可少的，其经济伦理价值也因此凸显出来。
基于“兴天下之利”之价值指导，墨子倡导近于苦行主义的节用思想。当然，墨子并不是要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一些人的非基本的欲望，以求天下人最基本欲望的满足。墨子反对美服、美色、甘食、安逸，是要牺牲目前的一切享受，以求人民皆能维持生活。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以自苦为极”的消费伦理思想，皆是“兴天下之利”，为达到利民、利国、利天下之目的。
三、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局限与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墨子的消费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墨子及其弟子以为世上人人皆须勤苦节欲，所谓“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在消费问题上墨子力主节用以及自奉甚俭的生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子提倡的所谓“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是种固定的、僵化的、较低的消费标准。
墨子指望人们能遵循“节用之法”，从而抑制侈靡浪费，化解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在物质财富不充盈、饥寒交迫的古代，墨子的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从社会发展的长远前景来看，随着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多，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也在增加，这是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因而。“墨子企图极大地限制甚至取缔人们除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一切消费，实际上就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行不通和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这，就正是小生产劳动者的狭隘眼界的悲剧。”从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人为地限制消费，满足于仅仅食饱衣暖是不可能的。消费与生产互相影响，消费已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成为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原动力。并且，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消费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其次，墨子不能理解到，在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下，即使劳动人民加紧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统治阶级也会加大剥削力度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得在消费问题上只能是统治阶级奢侈而劳动人民始终贫穷。这里，我们看到了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局限。
显然，墨子独特而深刻的消费伦理思想还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首先，墨子主张不论平民百姓还是统治阶级，人人皆要节用尚俭。儒家也尚俭，但俭的具体标准是依礼而行，以礼为度，所谓“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就是说，消费要符合个体名分地位和身份，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等级消费，反映了儒家仁学道德观的不平等性。而墨子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希望通过推行节用的基本道德规范，限制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消除消费上的不平等现象，实现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理想。墨子的消费思想有着统治阶级所缺乏的重视生产，讲求平等互爱的伦理精神。其次，墨子的节俭以“国家百姓人们之利”为旨归，体现其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墨子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但其所求之“利”是“利天下”，为了天下百姓之富庶安康个人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由此，《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还踵”。墨子及其学派“先天下之忧而忧”，对国家社稷和人民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把勤苦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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