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的意识形态重点，从先前对共产主义的强调，转变为对发展、现代化、民族富强及国家强盛的强调，加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观念，共同构成了维系国家统一的精神力量。
但是，本文并不打算像李芝兰那样，认为上述内化机制才是洞悉央地关系的最关键因素。这显然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它也无法解释普遍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等现象。而且与李芝兰对内化的看法相反，本文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基于利益的协商关系，已经逐渐取代抽象的意识形态，成为权力内化的新途径。在这里，政治关系已经类似于一种市场关系，只要参与其中的角色能够认同交换的规则，那么交换机制完全可以成为新的权力内化方式。而且，这种基于世俗化与理性化的内化机制，比基于抽象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化机制，更具有持久的效力。在协商型的内化机制中，央地关系中的协商行为主要是基于双方理性计算的策略选择，它同样使央地关系超越了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的单向度思维。

注释：
①“陈云同志特别强调，全体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觉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他建议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认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否则是不巩固的。”见[4]。
②关于央地关系中权力内化机制的观点，详见[7]。

参考文献：
[1]赵成根．转型期的中央和地方[j]．战略与管理，2000（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陈云．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a]．陈云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宋平．缅怀陈云同志[n].人民日报．1995－05－23(3).
[5]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6]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7]李芝兰．超越顺从分析：重新理解中央与省的关系[j]．见joseph cheng．中国评论（199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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