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其中城镇为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这样计算的总量是有一定误差的。不仅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口径上不完全可比，而且推算中城乡人口数也存在问题，还有城乡收入的可加性也不尽然（考虑购买力评价问题）。限于数据问题，这里只考虑了居民的储蓄存款，用上年末的储蓄存款和当年的cpi通货膨胀率计算储蓄存款的本金损失，按当年价格计算。这里只考虑本金的损益，因为利息收入已经计算了。最后再将这一项从前面计算的居民总收入中减掉，对结果按cpi做调整。如此估计肯定有多方面的漏洞，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不过在通胀率变化很大的年份，存款损益的变化很大，各种误差会相对变小。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跨度很大的对比误差比较大，近年来居民金融资产多样化，储蓄存款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

图4中的结果是，用年度数据如此调整的居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在同期是轻微负相关，当年收入增长率和上年gdp增长率的负相关更强一些。由于年度数据样本小，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从图中可以看出，负的相关性主要来自gdp增长率波动大的时候，在1997-2002年的通货紧缩期间，gdp增长率持续偏低，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最近几年的情况来说，2009年是居民收入增长率最高的，2010年最差（2012年是估计数）。由于是增长率，2009年的收入增长率高部分是由于上年通胀高而存款损失大，12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需要强调的是，逆周期只是在短期波动剧烈的时候才存在，如果低增长低通胀甚至通缩持续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会下来。所以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居民收入仍然是顺周期的。
三、反通胀舆论的影响
在过去两年，基于较高的通胀，对于宏观政策上刺激需求的倾向或者可能性有不少批评，而本来就存在的对投资高增长的担忧进一步增强，对2008年底的“4万亿”政策的负面评价也在增加。这样的舆论可能对今年以来的宏观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很多企业感受到了严重的困难，盼望政策宽松，但消费者更担心政策宽松引起通胀回头。回顾过去，同样的情况在1988年前后和1994年前后的高通胀时期也出现过。
这里的分析是希望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界和消费者群体的不同感受。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dp的冷漠，对于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巨大。考虑到居民收入逆周期的情况，对问题的理解也许有助益。当然，与总量上收入份额波动相关的，还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居民收入逆周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
这样来理解，过去治理通胀有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是有基础的。持续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可能带来通胀的上升，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引起公众的情绪和对宏观政策的负面评价。如果没有收入分配方面的积极调整，可能性很大的政策选择就是保持一段时间的紧缩，直到有所过度。这或许就是一种被动调整。
在被动调整开始的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增长率比较高。但是，如果在gdp增长率比较低情况下，调整持续时间太长，对企业和财政收入挤压太过，就可能导致内生的通货紧缩。1996-1999年，在主动紧缩和被动紧缩中，调整后居民收入增长率显著高于gdp增长率，导致了企业的很多困难，最后产生了大规模的下岗和银行坏账，居民收入增长率随之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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