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化之富于伦理精神，已为世人所广泛了解，且论之者在在皆是；而相比之下，世人对于中国文化之富于艺术精神的了解，则显得很不够，且论之者亦不多。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而传统艺术的重要功能则是在陶冶性情、潜移默化之中以助理想人格的完成。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是人生修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程度如何也就被视作一个文化素质高下的体现。

冯友兰先生曾说：“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中国哲学简史》第二章）徐复观先生则说：“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中国艺术精神》“自序”）。他们的论述都揭示了儒家文化中重视艺术教育和把艺术与道德高度统一起来的特征。先秦时代的艺术教育主要是“诗教”和“乐教”。对于诗，孔子认为，读诗可以感发起心志，提高观察力，培养合群性，学得表达感情的方法。而诗中所讲的道理，近则可以用来事奉父母，远则可以用来服事君上。此外，读诗还可以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1]。所以他教训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又说，一个人如果不研读《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那就会像面对着墙壁而站着，（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进不了）[2]。对于乐，孔子尤为重视，总是把它与礼相提并论。甚至认为乐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体现善与美（道德与艺术）的统一。如，他赞叹韶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八佾》）以至于当他在齐国听到韶乐后，竟“三月不知肉味”，而且无限地感叹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所以，对于诗、礼、乐三者的关系，孔子是这样来论述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这里，他把乐放在礼之后，是把乐看作人格完成的最高境界。

道家，尤其是《庄子》书中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蕴含着的艺术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不过，道家文化中的艺术精神在老庄时代并未达到自觉的程度，而是经由魏晋玄学和其时的艺术理论家的阐发才得以发扬光大，并达到自觉的。徐复观先生在比较分析儒、道两家思想中的艺术精神时说：“儒道两家，虽都是为人生而艺术，但孔子是一开始便有意识地以音乐艺术为人生修养之资，并作为人格完成的境界。因此，他不仅就音乐的自身而言音乐，并且也就音乐的自身以提出音乐的要求，体认到音乐的最高意境。因而关于先秦儒家艺术精神的把握，便比较明显而容易。庄子则不仅不像近代美学的建立者，一开始即以美为目的，以艺术为对象，去加以思考、体认。并且也不像儒家一样，把握住某一特定的艺术对象抱定某一目的去加以追求。老子乃至庄子，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他们只是扫荡现实人生，以求达到理想人生的状态。他们只是把道当作创造宇宙的基本动力，人是道所创造，所以道便成为人的根源地本质；……从此一理论的间架和内容说，可以说‘道’之与艺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若不顺着他们的思辩地形而上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也可以这样说，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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