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人就其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的根本而言，都是企业家。市场交易活动所交换的不仅仅是物品，更重要的是通过价格、利润等信号，无数互不相识的个体交换着其分立的知识，也就是说，交换着各自的生活方式，交换着异质的价值、观念和想象，交换着各自所在群体和国家的规则和制度。这些与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规则、制度异质的知识在市场上聚集，并通过交换为交易主体所觉察、认识及领会，从而扩展了交易主体的视野，并使他依据自己对于这些新知识的解读而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这里所说的知识，更多地是具体的默会的、个人化的知识。北京嘉里中心的写字楼里的雇员对于现代市场的理解可能远远比大学校园的教授更准确，尽管他并不能对其予以明确阐述，而珠江三角洲的民工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认知也可能比长虹集团的领导人更理性，尽管他也无法明确地表述。山东的菜农对韩国市场和国际贸易程序的了解可能超过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的经理，因为他们自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而有意识地卷入了具体的市场交易实践中。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个人在市场中已经把超出他原有的共同体的市场、规则、制度之外的异质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从而多多少少改变着他作为人的属性，改变着他对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规则、制度的个人化理解。

开放状态与演进方向

如果转换一下角度，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观察传统，则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传统持悲观态度，相反我们倒有理由保持乐观：传统不可能一成不变。在讨论传统变革问题时，我们需要一种概念范式的转换：从关注精英，转向个人，转向无数个人通过交换而自发形成的民间社会。每个人并不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也许在某些精英看来，“传统”――实际上他们心目中的传统只是阐明的规则，即关于传统规则的记录、符号――是他们的饭碗所在，具有终极价值的地位，他们可能具有保守的倾向；而对于普通的社会成员来说，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性的，因为传统不过是一组规则，是社会成员彼此互动的一种框架结构，是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规则之总和。这种规则并没有暴力作为后盾，人们其实可以遵守，也可以违反（创新就是一种违反），而人们之所以遵守传统的规则，仅仅是因为遵守这种规则可以为他们带来利益，可以方便他们行动。同样，如果违反传统，如果新的规则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大的收益，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接受新的规则。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乃是一种理想状态，相反，如果是在一个国家与传统合一的社会，传统的规则以暴力为后盾的地方，则传统的演进当然是不大可能。如果国家自认为是传统的守护者从而国家垄断了传统，国家认为唯有它有权对传统进行解释，任何个体对于传统的新的解释都受到压制，因为这等于对国家的权威提出挑战。因此那些僵硬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就自己扼制了传统进一步演进的可能。

好在中国似乎不是这样的社会。不过，如果我们坚定地摒弃自以为神明的先知先觉者的教导，也拒绝国家运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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