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利作为王牌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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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des看来，德沃金意图从日渐精湛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统治下复兴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由此，他把个人自由设定成反功利主义的普遍免疫体：这些有力的王牌反对所有的多数主义或功利主义偏好——内部的、外部的及其他任何类型，无论这些权利造成的损失是否将大于其益处，它们都不应被一般利益、行政便利和代价以及公共道德影响等因素所限制。正是因为德沃金被认为是在个人所具有的免疫性这一意义上使用“王牌”术语的，所以Pildes批判了他把权利当做王牌的思想。至于“外部偏好”问题，Pildes认为这只是德沃金多种观念中的一种，而且，由于其在理论上易于遭到攻击，也很快在其论述中消失了；而Waldron坚持用“外部偏好”来呈现德沃金理论的努力被Pildes当做是一种更深层面的企图，即保持一幅更具连贯性的图景。
从表面上看，Pildes和Waldron对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作出了两个无法共存的结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由Pildes首先提出而被Waldron认可的对于权利理解的二分法在德沃金的语境中是否成立？在理解德沃金的权利观念时，是否必须要面对这种二选一的处境？观念a强调政府不能随便根据什么理由就侵犯个人权利，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中政府的侵犯行为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而在另一些情势下则不能完成这种证明；这表明权利在政府行为领域是相对的，它们受制于某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标准。观念b强调个人权利总是具有压倒一般福利的力量；这表明在一般福利领域权利是绝对的，不需另行受制于实质性标准。其实，由这种二分所显现出来的相对与绝对、实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在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中是可以被消解的。德沃金主张强硬意义上的权利以便使个人具有某种对抗政府和多数人的力量，其核心在于强调一种作为权利本源的平等观念，即作为平等的人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任何认真对待权利的政府都必定要接纳这一观念。它意味着如果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个人或少数派的生活方式遭到轻视或贬低，那么政府和多数派就不能根据这些政策来证明使个人或少数派受损的正当性。平等观念成为检验政府行为的实质性标准。而权利理论之所以注重个人对抗政府和多数人的力量，原因在于深嵌于现代政府组成及运作结构中的功利主义（和多数主义）在*实践层面上必然有违上述平等观念。当政府意图促进功利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境遇改善时，对于一般福利的功利计算由于在实践中无法排除外部偏好的存在而必然得到一个包含双倍计算的结果，即由于个人间外部偏好的存在使得形式上平等对待个人选择的政府获得了一个实质不平等的结果。如此这般，任何个人利益的满足都不仅依赖于其他人对于满足自身利益的要求，还要依赖于其他人对他或他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尊敬及倾向。因此，一般福利这一政府目标在根本上与个人享有的平等权以及由其派生的其他基本的宪法性权利相抵触；在由政府所实施的多种行为中，这类行为因无法通过标准的检验而不具有侵犯上述权利的正当性。总之，观念a和观念b的对立在特定语境下自行消解了，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主张政府对于集体目标的实施必须与个人所享有的作为平等的人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这一本源权利相容；个人可以因某一公共政策遭受损失，但他的利益和损失必须在政策制定中被认真关注和考虑，一旦满足这一条件，那么，尽管他的利益要求最终还是被政策受益者的利益要求压倒，其所享有的平等权以及由其派生的其他基本的宪法性权利也没有遭到任何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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