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措施的评价

关于增加资金投入的政策

第一，现行对西部地区增加的财政性建设资金投入，是与始于１９９８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分不开的，它带有明显的阶段性、临时性的特点；“提高用于西部地区的比重”等政策表述，不易体现对西部地区支持的力度，也难以对政策进行后评估。
实施西部开发三年来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增加，不是一种专门的政府发展援助机制。一旦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如何保证西部地区有持续的资金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资金投入不会减少，将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当然，随着西部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和生态工程的收尾，中央的财政投入不可能一直保持现有的强度，但必须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持续投入机制，比如，欧美很多国家采用的“落后地区开发基金”，这样才能确保西部大开发这项长期战略的有效投资供给。
早些时候，有关部门曾经提出向中西部倾斜的三个“７０％”的比例（即包括国债资金在内的财政性建设资金的７０％、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的７０％、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的７０％），由于担心难以达到而不再提及。但是，这种政策指标的量化方法是可取的，不应放弃的。它不仅可以使得政策透明化，可监控，可评估，而且表明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正朝着科学化迈进。
第二，财政转移支付是各国政府援助落后地区的主要政策工具，应扩大这部分支持的规模，并尽快建立以因素法为依据的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同时考虑实施横向转移支付的可能性；明确转移支付的目标是实现公共支出和服务水平的区域均等化。
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政策措施中，共有６条内容，几乎全部涉及的是对西部转移支付的适用范围或支持的领域，而没有规模或比例的目标。这说明迄今所实行的转移支付大多是因某些特殊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支持西北地区开展空中云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水土条件和沙尘暴进行监测、预测；对因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部分，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给予适当补助；以及对退耕还林还草和农村税费改革后财政困难的乡镇给予补助，等等，这些转移支付都明显具有不确定和临时性的特点。
第三，必须明确财政性建设资金投入的合理边界，坚持适度投入原则，尽量避免负面效应；金融信贷政策应遵循商业化原则，要严格区分政策性信贷与商业性信贷的关系。
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工具中，应当尽可能多地使用财政性工具，尽可能少地使用金融信贷工具。在“加大金融信贷支持”中，原则上不应对商业银行提出支持西部的要求，即便提出，也要慎之又慎；信贷支持应主要通过政策性银行实施。

关于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

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发展援助除了人财物等实物性援助外，更要重视政策成本相对较低，又是治本的制度性援助。从现有的５条制度性改革的措施（第１６至第２０条）看，体现国家对西部特有的制度创新政策还很不够。
我们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可以研究考虑。一是研究如何加大国家对西部国有经济改革的支持。西部是全国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地区，企业机制不活、包袱沉重、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发育不足都与此密切相关。应把西部作为全国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各项改革措施可以在西部率先试点或给予“同等优先”考虑，以帮助西部地区尽快建立产权清晰、机制灵活、轻装上阵的微观经济运行主体。二是研究适当扩大西部地区政府的自主调控权。国际经验显示，适当的地方分权是增强落后地区自身努力的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在地方税管理权、地方融资权、自然垄断性项目和外资项目审批权、所有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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