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一直持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尽管在经济学中有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和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的划分，但是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应该加入价值判断仍然莫衷一是。我曾经在一篇有关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的读书笔记中阐述了对于价值判断的看法1 。在那篇笔记中，我原则上同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观点，即虽然区分"经验事实"和"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在经济学研究中坚持"道德中立"的原则，拒斥"那种认为经济学可以而且应该从一种特殊的'经济观点'中汲取价值判断的糊涂观念"，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必须秉持的理念。但是韦伯同时也指出，"无疑这并不是说，仅仅因为价值判断最终依赖于特定的理想，因而从根源上说是'主观'的，就必须从一般科学讨论中排除价值判断"2 。当然，韦伯这种引起许多非议与误解的"无涉个人意念的价值判断假设"，有其浓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话语背景，这个背景就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与社会认知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判断论战"3 。对韦伯方法论应该进行的必要澄清之一，就是尽管韦伯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致力于获得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但他从来没有试图说明社会科学研究与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关联。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经济学中应不应该涉及道德和价值判断，而是道德和价值判断应该以何种方式进入经济学研究以及经济学家应该以何种姿态面对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经济学的伦理学渊源是大家已经熟悉的事实，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经济学是广义上的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33-）还指出，直到不久以前，经济学还是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荣誉考试中的课程。这些事例是判断经济学本质的传统实例，由此，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非伦理"（non-ethical）特征与它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4 。尽管经济学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但是在经济学的发展的历程中，特别是经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拓展，经济学逐渐地抛弃了它的伦理学渊源，在前提假定和论证范式中都发展了它的工程学特征和数理形式。随着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体系中不断强化这个趋势，我们看到，经济学逐渐脱离和淡化了伦理学的影响。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ethical consideration），而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这些伦理考虑会实实在在地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在那些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的眼中，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存在，它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对于这一点的阐明，是阿马蒂亚·森对实证主义者的一个非常智慧和有力的挑战。实际上，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发展源泉，一个是工程学，一个是伦理学。工程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注重逻辑的推演和判断，而忽略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伦理问题，不关心人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因而也就不能回答著名的苏格拉底问题（Socratic question）所提出的"一个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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