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 过分强调经济模型和数字的规范性，既脱离实际也脱离群众。

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数字，需要大量经费。中国的数字统计十分不完备，在改

革开放过程中出现隐蔽性利益转移，没有数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觉判断。如果过分强调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必然排斥和贬低对中国问题真正的科学研究。

经济学是研究利益关系的，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不去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隐蔽性利益转移问题，却一味宣扬只要按照市场化，全球化方向，一切问题都可以好起来？等到问题变得异常严重，他们不得不承认，就抓破脸说：本该如此，这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代价。比如对两极分化，他们先说没有两极分化，对于大量研究成果，强调没有模型，数字不全，进行贬低。等到全社会公认两极分化的确十分严重，他们又说，本该如此，中国老百姓应该转变观念，为历史进步自觉牺牲自己。这种先掩盖，后辩护，直至公开为权力资本，投机资本辩护，反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有违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毁坏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名声。

第五， 片面鼓吹全球化，损害中国的经济安全。

把市场化教条延伸到世界经济，就是片面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

流动，这是发达国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规则。静态比较利益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有害，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的理论思想障碍。片面鼓吹外向型经济，把经济重心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区，同样有损于经济安全。把美国的利益理解为人类利益，无原则地按照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去做，都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些错误导向，在理论思想方面，大多数来自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某些依靠美国势力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

第六， 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神学，利益追求成为信仰，经济学家成为神甫。

这是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非常反常的现象，已经导致社会道德，信仰大滑坡，在这种

道德背景下，大家期望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很难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经济学家都要负责任，当然政府应该负更大的责任。这是经济改革单独前进，*社会改革滞后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被专制利用，产生的恶果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权力资本利用，在中国形成误导，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在其他学科受到比较大的限制的时候，应该自觉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能全面认识和研究中国问题。

我以上的发言引起相当震动，有人反感，有人迷惑，也有人非常认真地与我讨论，总的看，他们似乎很少考虑这些问题，大家关心的焦点仍旧是如何在学问上与国际接轨，取得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谋求个人的学术前途。

原作者：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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