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后工业经济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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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明显证明之一。但是，这一假设的正确，只适用于当投资作为旨在吸引消费以扩大生产时。后工业经济体系却不然，它认为最有效的投资是对劳动者自身的投资，因为后工业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与劳动者个人的需求不可分离的。在发达的信息产业中，经济增长和国民总产值中的储蓄额度将由过去两个紧密相关的因素变为彼此中立而失去关联的因素。
90年代，后工业国家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储蓄利率下降。1975年美国的储蓄利率最高值为9.4%，到1996年降到了4.3%，而到1997年降到了3.8%，大大低于战后以来的利率。80年代，美国储蓄利率为日本的1/3，而到了90年代，仅为德国的1/4。但是，储蓄利率的下降并没有对投资积极性造成预先想象的灾难性后果。当然，1996年美国所动用国民总产值的18%的投资需求很难来同工业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当时日本为28.5%，韩国为36.6%，中国为42%，但是完全可以同瑞典(14.5%)、英国(15%)、意大利(17%)、加拿大(17.5%)、法国(18%)等并列。可见，现代条件下的储蓄低利率绝对不意味着投资政策的无效，而恰恰相反。
劳动生产率的低速增长，并不一定是对经济所感受到的艰难的认可。对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积极投资往往不会提高传统理解中的劳动生产率，反而会使之有所下降。信息工艺或者高科技的产品，虽然廉价，但不一定有效益，劳动生产率并不会像其他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一样获得增长。众所周知，战后美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高于战时以及第一次大战之前的10年（分别为2.3%，1.8%和1.6%）。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在获取服务领域的新信息工艺中已经花费了7500亿美元之多，而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仅约为0.7%，在个别行业中的情况则更为反常：零售商业中新技术的投资年增长率为9.6%，劳动生产率增长只为2.3%；银行业为信息技术的花费增长速度为27.9%，而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没有超过0.1%；卫生部门投资增长为9.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年-1.3%。由此可见，如果投资新技术领域的话，大规模的投资并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既然新工艺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那末，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就不一定会反映后工业强国在产业进步方面的真实水平。
信息经济还有一个反常之处：无论投资规模如何，无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如何，都不会作为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据，同样也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据。90年代，美国的储蓄利率在后工业国家中最低，美国公司纷纷投资国外（其规模几乎为日本和德国国外投资总和的1.5倍），他们的资本回收始终保持高踞于日本、英国和德国企业在美国本土的资本回收之上。在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投资利润同样大大高于德国和日本的利润。
这些事实和走向越来越让人发生疑问，当代低储蓄率与经济飞速增长的并存是真的吗？结论是，新的规律性反映的完全是信息经济的现实。当投资用于提高个人的创造性潜能并且支持个人积极投入社会生产时，传统的投资制约经济增长的概念就必然地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近10年来，用于教育、卫生和各类职业技术学习，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的投资不是减少，而是全面增加了。可以说，当代后工业社会通过最大地满足个人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自我调节机制已经形成。也可以说，新经济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开发最有效的资源已经全面满足了个人发展的需求。当工业国家被迫走上缩减需求之路时，后工业国家却能够使个人需求达到最大化，而且其成果会如此令人瞩目。看来，后工业世界的进一步加强，完全用不着顾忌自己需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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