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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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作为中心话语。在一个集权国家，经济增长率一旦重要到这样的地步，它就几乎不可能“实现不了”。*集权体制还从另一个方面把经济增长目标*化了。在干部垂直控制和任命制度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不懂经济，却负责全面考核选拔干部，于是经济增长率就被拿来作为组织部门衡量各级行政主管经济管理能力的简单易行的指标，而一个地区复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就因此被简化为增长率高低的问题。这种制度内生的扭曲型管理控制方式产生了所谓的对干部的“（增长）指标考核制”，为了升迁，各级干部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与此同时，一党垄断权力的制度又事实上维持着对各级干部的（以往）“过失免责制”，多数干部在以往任职的岗位上如果施政失措而当时未被发现，一般情况下调任升迁或退休后是不予追究的。正是“指标考核制”和“过失免责制”相结合，从制度上为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推动“强制型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既然“过失免责”，那么只要在任内能实现本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用什么手段就在所不惜了；如果不能实现真实的增长，那么下令让管区的统计局“制造”增长也是“情理中事”。一切都服从于一点：“升官是硬道理”。至于短期内不择手段地追求增长是否会造成对当地经济不利的中长期后果，就不在大多数官员的考虑范围内了。媒体曾经报导过的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如何在这个贫困县不惜巨资“制造”“形像工程”的恶劣行径[14]，其实只是诸多此类施政中偶然被披露的典型而已。
对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当地的供求关系能支撑多高的经济增长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级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多高，邻省邻县上报的增长率是多少，无论如何地方官员也不愿意看见本地上报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上级确定目标或邻省邻县的上报数。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经济增长率在*上是如此重要，它关系到当地主要负责人的仕途宦运，因此，本地的经济增长率常常是由主要负责人的个人*需要决定的，有时要尽量报高，有时又要有所保留以为来年预留“增长的条件”。最近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指出：“从各地和中央往年的统计来看，地方确定的平均增长率往往要比中央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就是说中央如果定7％，地方可能会定到9％左右。所以如果中央要定8％，地方就会定10％。这主要是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后，也有个别是为了表明政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把指标降下来。”[15]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这类统计数据的造假高手[16]，实是制度使然。
显然，在“强制型增长”机制下经济增长率不单纯是各级决策者单纯的理性经济选择，而是充满了*考量和盘算。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今“经济增长就是最大的*”，增长率成了各级政府的“硬性”施政目标。在这种被*动机操纵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回报、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优先顺序等决策依据常常会让位于各级官员谋求升迁的个人需要。
这样的增长驱动机制是通过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银行共同实施的，它依托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典型的信贷──财政──国有企业的一体化运转系统。这个系统唯党政主管之命是从，让信贷、财政性投资等经济活动服从于*需要；同时它还承担着决策失误的最终经济责任，以便解脱决策失误者的个人干系。财政、银行系统无条件地为驱动经济的短期增长服务，承担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金融风险目前是政府用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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