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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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式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化现象（何清涟2000，孙立平2002）。一般而言，对社会两极化的研究侧重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实际上，社会两极化趋势也同样威胁着经济增长，一个严重两极化的社会不可能支撑经济的繁荣。孙立平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孙立平2002）。这一观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不能普遍改善社会生活的状况，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包含了什么内容？
在中国经济界的习惯性话语体系中有一种沿用了20多年的方法，即通过观察经济增长的所有制结构变化来判断经济体系的进步。不少学者经常强调，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已大大超过国有部门的比重。似乎只要非国有部门取代国有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畅通无阻的大道。直到90年代上半期，正统意识形态以及护持这一体系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仍然存在，所以强调非国有部门重要性的这种表达还是有相当意义的。但随着国有部门的萎缩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式微，仍然笼统地用一个非国有经济比重来判断经济结构是否改善，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毕竟，所有制方面的变化本身说明不了产业结构是否进步了。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当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70%以上时尤其如此。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农民务农已入不敷出[24]，从1997年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25]，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下降0.2％[26]。这说明农业已不可能再带动经济增长了。中国的一些学者针对农村经济严重萧条的局面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以尽快转移更多的富余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但他们很少提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前提是城市工业和以此为依托的第三产业的顺利发展。没有工业化方面的长足进展，第三产业的生长空间是有限的，农民进了城也难以维生。随着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越来越普及，最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扩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进展迅速，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过去1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观察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可以看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比重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自从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后，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经历了“马鞍型”变化，即先降后升。由于改革前第三产业受到遏制，改革的第一个10年中第三产业有恢复性发展，它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工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一直到90年代末工业的比重才回升到80年代初的水平。[27]所以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用这个指标观察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适当。
另一个观察工业化进展的指标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这个指标的含义比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确切，它反映的工业化程度不受原材料工业规模大小的影响。一些原材料能源出口型国家的工业比重可能很高，但真正反映其工业化程度的制造业比重却可能很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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