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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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工业的增加值或许靠不住。笔者也有一些怀疑。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正规工业的统计比较完整，分行业数据多年连贯，其中有“水份”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而统计局对非正规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则十分粗糙，既无细类划分，也无任何其他数据参照，如果其中含有“水份”就不易识别了。若那些追求“政绩”的官员们要夸大本地的工业增长率，最容易做的就是虚增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所以国家统计局也并不敢相信各省市统计局报给它的工业产值数字，而是要将省市的上报数调低。[31]从这个角度去看，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斯基（Thomas Rowski）怀疑1998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偏高，不无道理。他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真实增长率应该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再调低2个百分点左右。[32]罗斯基发现中国能源消耗的下降与工业的增长完全不对应；但他或许未注意到，虚报的增长数字可能就隐藏在非正规工业的产值中，例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6年GDP增长中将近四分之一就是来自这些非正规工业组织的产值。正因为如此，中国国家统计局从1998年起修改了工业统计口径，试图有针对性地把地方政府虚报的“水份挤干”。[3 3]这一努力缩小了正规制造业和非正规工业的增加值数字，但从表2可以看出，统计口径的调整并不影响本文提到的结论，本国工业部门内的“弱质替代强质”效应依然非常明显。
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和胡认为，中国改革初期的经济成长与工业化过程加快有关。（Sachs and Woo, 1994）但这一判断可能不适用于90年代，因为90年代工业增长中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的替代效应说明发生了反常现象。如果非正规工业的活跃与正规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同步，这是良性而正常的；如果正规制造业处于相对萎缩中，而工业增长的“主角”由附加值很低而技术工艺简单的非正规工业来代替，这种反常的状态说明本国制造业的整体素质弱化了。因此，很难说90年代中国政府对本国工业企业的政策是成功的。
以上述的两个替代效应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对需求结构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有重大影响。它表明，90年代的工业增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首先，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而这些人过去恰恰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城市居民中与工业部门有关的相当大部份人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明显恶化而无法改善。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34]另一些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企业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并不需要大量雇用被本国正规制造业解雇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工业生产上的“外资替代效应”就不会产生就业机会上的类似效果。根据最新的报导，已经在广东经营了若干年的不少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还打算西迁，以便利用内地省份非熟练工更低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35]这种趋势说明，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徵决定了其雇用员工的工资将长期停留在最低水平上，其西迁行动将逐渐消减沿海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再次，尽管从事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人数可能比90年代初增加了，但以非熟练工，低工资工人为主。当工业增长的很大部份来源于这种简单型工业生产活动时，对熟练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需求是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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