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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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信用担保的，只要政府仍能运转，金融风险就暂时隐藏着。但正因为政府肩负着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它就格外倚重“强制型增长”，经济增长率成了检验国家能力和维系国家信用的指标。如此则在“强制型增长”和维系国家信用之间形成了内生型正反馈：国家信用的维系依靠“强制型增长”，而“强制型增长”机制又靠国家信用支撑。
不过，90年代前半期各级政府推动增长的方法与90年代后半期的方法有所区别。前一阶段的手法是直接推动为主，各级政府沿用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手段，鼓励甚至命令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扩大库存积压[17]、盲目立项、重复建设，当时的“开发区热”就是一个典型。种种投资失误虽然促成了短期内当地的经济增长率，但最后都以得不偿失、贷款变成银行的坏账而收场。早在90年代初，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就已初露端倪，坏账占贷款的20％以上，连同逾期（包括展期）呆滞贷款总共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1991年末这四大银行的坏帐超过其自有资本，已资不抵债。[18]当然，由于它们不是财务上完全独立的商业银行，可以靠国家信用支撑，所以并未破产。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但不偿还贷款，甚至连贷款利息也不支付，1994和1995年中国的银行业出现了全行业亏损。[19]
后一阶段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法改变成以间接推动为主。中央政府吸收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的坏账进一步积累、诱发金融危机，从1997年开始控制银行对企业的生产性和投资性贷款。过去银行对企业的那种几乎是无条件的贷款供给减少了，于是各类库存逐渐下降，“商品库存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2001年的4.3％”[20]，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了维持增长率目标，政府改而依靠财政拨款配之以银行贷款，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最近几年中，除了兴建大批基础设施工程之外，还大力推动房地产项目，2001年8％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四分之一是靠房地产施工实现的[21]。但是，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泡沫部门”，孕育着新的投资浪费和银行坏账。此外，通过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规模也是一种重要手段。[22]
这种间接推动增长的方法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刺激需求；但两者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着眼于具体的计划或项目，而中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以达到锁定的8％经济增长率为目标，财政性投资的必要数量往往是根据实现预设经济增长目标而倒算出来的。用国家计委的“行话”来说，就是“先定盘子，再定项目”。
无论是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驱动机制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追求速效，而忽视增长的长期效果，不愿意努力解决对短期内的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其结果是，虽然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目标兑现了，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很可能会采取竭泽而渔之类的措施，或者过多过早地耗尽了可供未来使用的资源（例如财政过量发行国债），或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或者硬性制造出某些不真实的“需求热点”（如“假日经济”、“教育产业化”）[23]。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往往不一定真对经济发展有利，甚至可能损害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 五、经济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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