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关”的行为违背了“快件运输迅速、及时的宗旨”，故应承担民事责任。在延误的原因方面，ups公司辨称“上海振华公司运单填写不适当的理由”亦被法院认定为不能成立。从本案判决结果来看，笔者认为，法院对快递企业采取了严格的归责原则。法院并没有采纳“四到七天合理运输时间”的说法，可以说法院开始意识到快递不同于传统运输而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在案件审判中已经不能再简单地适用原有的行业惯例，所以法院在判决书中使用了“理应”一词。 什么是“理应”？笔者认为，“理应”就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惯例。所谓商业惯例，就是指商人与商人之间在经济交往中反复实践并为众人所共知和共用的习惯性做法，它一经双方选择，便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作为新兴的快递企业，必须快速地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必须遵循新兴快递物流行业的惯例；而不能再墨守陈规抱着旧有的商法规则当成圣经。本案审判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对审判实践将产生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商业革命有助于造就商法”的聪明睿智。 二、ups身份之“迷”一：承运人、代理人还是“混合”身份 从逻辑上讲，能否适用承运人责任限额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意志性因素，即双方是否约定适用承运人责任限额；二是主体性因素，即ups公司是否为承运人的身份。本案运单背面印有“华沙公约及其修改议定书完全适用于本运单”、“托运人同意本运单背面条款”等内容证明本案具备了适用承运人责任限额的意志性因素。在主体性因素的证明方面，法院却武断地认为“ups公司作为承运人”，把ups公司与承运人两者之间简单地画上了等号。令人遗憾的是，上海振华公司亦未对此提出异议。 在本案中，ups公司从事的服务属于集出口清关、国际航空运输、末端投递等多环节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服务，其不能再简单地被归属为承运人或是代理人，而应属于“混合”身份。混合身份情况下的责任如何认定，我国法律未见明确规定 。法律实务界的一些专家指出：在“混合”身份情况下，有时须承担代理人责任，有时视同承运人须承担承运人的责任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本案运单背面印有“委托ups公司为出口和清关代理”的字样，而标书快件恰恰是延误在出口报关环节，可见ups公司是作为出口清关代理人的身份时违约了。因此本案ups公司作为代理人是无权援引华沙公约适用承运人责任限额的。 三、ups身份之“迷”二：实际承运人还是契约承运人 本案法院判决认定“ups公司作为承运人”，同样遗憾的是并没有进一步区分ups公司为实际承运人还是契约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当然适用责任限额，但对于契约承运人是否适用责任限额而言，目前我国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并没有做出直接的规定 。 实践中，随着集装箱运输和国际多式联运的产生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承担起集中托运、多式联运和综合物流管理的任务，发挥着契约承运人的职能，其大量的物流环节往往外包给实际承运人。由此在法律上便产生一个问题：按照现有法律当然适用于实际承运人的责任赔偿限额是否可以适用于第三方物流企业（当其为契约承运人之时）？ 我国第三方物流市场尚不成熟，很多优势客户往往在合同中约定：货物交第三方物流企业后发生的货物损失及延迟损失等概由第三方物流企业全额赔偿。根据这种约定，第三方物流企业应该向托运人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但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契约承运人，由于转包的实际承运人责任造成货物损失时，按照运输惯例实际承运人是承担限额责任的。此时，全额与限额之间的差额部分往往由第三方物流企业自己承担。市场运行不成熟，新兴的物流行业缺乏有力的商法规则支持，我国的很多第三方物流企业尤其是中小物流企业在合同谈判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这将不利于促进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实让我们从反面感受到了“商法也有助于造就商业革命”的力量，规则供给的不足迫使第三方物流急切呼唤一部成熟的商法。 《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18条第1款规定，如果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货物的灭失或损害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按灭失或损坏货物的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计不得超过920sdr，或按毛重每公斤计不得超过2.75sdr，以较高者为准。同条第4款规定，联运经营人对迟延交货造成的损失应付的赔偿责任限额，相当于对迟延交付货物应付运费的2.5倍，但不得超过多式联运合同规定的应付运费的总额。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确立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联运经营人（契约承运人）时的责任限额制度是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 齐艳铭 男 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个人主页：http://345law.nease.net 本文发表在《物流》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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