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而是他们应当缴付多少。如果用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去计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用他们经常的缴付能力作标尺。”[18]熊彼特认为，租税本身有其不容逾越的界限。当国家产生异化，逾越了租税的界限，则租税国家将失去存立基础。越过了课税的界限，政府所每多一分的增税，所象征者，并非每多一分的税收，反而只是生产力的减损一分。从财政学的观点来看，倘借用拉弗曲线——税率与税收的正比关系，将会因为达到一个最适顶点而终止，倘课征的税率，超越该顶点所对应的最佳税率，则税收反而会减少。进而认为国家有一整体经济负担的税负，过度课征的结果，经济的诱因将因而减损，反而可能流失税源。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于公权力的课税权，对于人民在社会经济的私领域的经营成果，其所要求的分享，势必不能过度，此即过度禁止原则的体现。[19]
2、非税公课[20]
（1）规费。规费的正当性在于：规费义务人所取得的特殊经济利益或公权力为其服务而有所花费。规费的征收原则：与税不同，决定规费高低的首要因素不是债务人的给付能力或其他社会价值，而是行政给付的费用大小，因此，对于规费的征收主要适用对等报偿的原则。对使用规费和行政规费必须进行限制，不允许规费数额超出行政支出，尤其不允许提高规费，而为其他行政项目集资。在具体运用规费均衡原则中，必须区分总体性规费收入的数额与确定一定具体的规费之间的不同：对于总体规费收入适用“费用抵偿原则”，确定具体规费适用“对等原则”。依此，必须根据总体费用确定规费的总体收入，根据对等给付确定具体规费。①费用抵偿原则。费用抵偿原则所包含的首要目的是费用逾越禁止，其中，也暗含了这一趋势：作出的开支应尽可能由使用规费和行政规费抵销，而不至于使其成为公众整体承担的开支。此外，费用抵偿原则还要求：不允许任何行政部门为其他项目取得盈余而相当显著地提高规费收入。支出中只应计算行政部门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总体花费（包括行政建筑、退休金负担等），使用规费中亦应计算资本利息和折旧费。②对等原则。一般情况下在使用规费中，规费必须根据实际对等给付以及其价值予以确定。在此不得根据“交易价值”（价值规费）、给付领受人的主观价值或其他社会关系来量定规费。规费必须尽可能与“真正”给付保持对等性（对等性准则）。具体衡量时：首先，允许总体计价。比如，在展览以及游泳池入场券上可以一律收取同一价格，而无需顾及每一使用人具体逗留时间的长短。其次，对于不可能衡量或不适宜衡量某一利用，例如排污时，则必须采取一个与真实性最为接近的估计准则（可能性准则）。而对于受领人的给付能力和促进愿望（社会因素），给付对具体受领人的价值皆不在考虑之列。一定的社会负担确需要减轻时，不得转嫁为其他交付规费费负担。对行政规费而言，在原则上适用前述使用规费的规定，但是由于职务行政价值很难通过总体费用被除以个案数字而得出，因此，取而代之的作法是根据具体职务行为所针对的物对申请人的价值（价值规费），来确定规费的多少。
（2）受益费。受益费征收的正当性在于：受益费义务人可能从设置或经营公共设施中受益，因此必须负担设置或经营公共设施的全部或一部费用。受益费的征收原则：受益费的确定适用在确定规费时相同的准则，即根据总体费用确定受益费的总体收入，根据对等给付确定具体受益费。不过，因为对等给付仅作为使用设施好处的可能性而存在，故分担准则一般情况下必须根据可能性准则来确定。
（3）特别公课。特别公课的正当性在于：预算周延性原则、全民负担平等性原则（量能原则）以及统筹统支等基本理念，有所不足而须加以扩充。特别公课存在的依据，其衡量的标准，完全在于其作用，即创造财源、对财产加以负担以及对行为的管制诱导。由于特别公课与税收平等负担原则不同，并且专款专用，受议会监督的程度较低，因此，国家的财源，应以税收为主，仅在特殊事由及例外的情形下，有特殊合理的正当事由才可以征收特别公课。（1）以取得财源供特定国家任务的特别公课，需具备以下较严格的课征要件：①课征义务人是具有同构型的群体。②此群体具有共同责任。③课征需对缴纳的特定群体有利，即不得为他人利益而课征。（2）以管制诱导性为目的的特别公课。可以为他人利益而课征，但须以先前（为公益）义务违反为前提。
3、罚款[21]
罚款正当性在于：国家为了维持行政秩序，基于法律的规定，往往会课以公民一定的行政义务，对于违反行政义务者，必须施以适当的处罚加以纠正。
罚款应当遵循的原则：（1）目的合理性原则。来自罚款的收入虽在事实上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但罚款的目的在于惩戒违法行为，不得以取得财政收入为主要或附随目的。（2）比例原则。又称禁止过度原则，国家采用罚款手段制裁行为人，以达到维护一般社会秩序之目的时，由于对人民的处罚必然干涉其基本权利，因此要求干涉与所得之间，应具有适当的比例，而不允许一味地重罚。（3）有责性原则。当一个人必须对其行为负责时，才得对其加以非难，同时其所受的罚款亦须与其责任相当。
三、我国课以公民金钱给付义务的立法现状考察
传统中国社会，皇权至上，奉行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从终极意义上讲，整个社会的所有财富均属皇权所有，皇权征税的正当性及应遵循的原则等缺乏系统的、科学的政治学解释。对臣民而言，交纳“皇粮国税”乃天经地义，对于来自皇权及其各级代理人的苛捐杂税，只有承担的份，过于超出容忍底线，实在无法忍受则只有揭竿而起进行搏命一途。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虽不乏明智之士对统治者偶尔发出“不竭泽而渔”的警示及“苛政猛于虎”的叹息，亦曾有过唐代杨炎的两税制、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各式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但自身范围内局部的修补，难以最终扭转农民起义、王朝更迭的命运，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无法逃避“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的宿命。[22]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保障，发韧于晚清“新政”时期的修订新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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