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就必须清除各种形式的“封建性”因素和“地方保护主义”。正是在此背景下，现代法治逐步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除了某些法律认可的特定群体外，在一个国家内，人们必须遵循大致相同的规则和原则，这就是法律的一般性原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换句话说，现代法治内在的要求法律的普遍、统一。
从中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消除各种“地方性”，实现法律的统一与普遍适用是一个必然;而从目前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来看，也要求法律的统一、普适。但是，法律适用的过程又是具体的，它需要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过程中，通过与具体生活细节和个案的有机融合来体现出自己的生命力，也因此，这一过程又是大量“地方性”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尽管经过近30年的经济建设，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然而中西部地区的落后、中西部地区各种熟人与半熟人社会的大量存在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在中西部的农村和小城镇，[18]民事纠纷的大量解决依然靠的是基层行政部门、村庄精英和邻里的非法律运作以及与社区舆论的某种结合。[19]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各个地方的文化观念存在差别，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实现民法现代化、统一法制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各个地方的特殊情况，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以及各种具有存在合理性的习惯、惯例与法治的统一之间保持审慎，寻求平衡。此外，还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汉族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立法可以无视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传统、信仰和惯习，相反，在民事立法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尽管对法治的统一来说，这是一种妥协、甚至是挑战，但它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真正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良好运行。[20]既然是大国，就不存在“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就需要多方权衡，需要更多调查研究，因而我们对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就需要更多的理性、宽容和耐心;既然是大国，就不存在因具有国内同质性较高的优点而有利于民法规范实施的优势，就需要兼顾统一法治的实现与各种地方性、民间性规则的合理存在，就需要更多的审慎和“实践智慧”，因而我们在实现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过程中就需要不仅注重民事立法，更注重民事法律的实现过程。
尽管中国民法现代化面临着上述三个宏观方面的悖论与挑战，然而，更多的矛盾、冲突和挑战都来自大量、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来自全国各个基层法院的民事审判。世俗、现实的社会生活引起了诸种矛盾的普遍存在，然而，也正是在平凡生活的不断重复和演进过程中，诸种矛盾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社会生活得以继续。我们不可能确切地把握未来的生活秩序，我们能做的仅仅是从不太遥远的眼前出发，不断建构，不断修正，“摸着石头过河”。[21]毕竟，实践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实践，而社会生活的历史也永远不会如理论与逻辑那般或完美自洽或片面偏激，它充满的更多是妥协和矛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推进与实现需要更多对正在当代中国发生的各种现实生活情境的理性认知，需要更多对生活的体悟，需要更多理性与经验的交锋和磨合。
三、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前景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完上面的论述之后，也许多多少少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觉得本文似乎是跑题了，似乎没有就民法的现代化论民法的现代化。对这种可能的疑问，我将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解说，以期至少获得一种“同情的理解”。
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相互交织的趋势。一方面，学科、专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密，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学科、专业的相互渗透不断加深，对某一社会问题从交叉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越来越普遍。[22]学科专业分工的细密化是为了更加的深入微观，而学科的交叉与整合，则是为了力求尽可能更加全面的把握事物的整体。当分化、细密到了一定程度，必然要求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而实现跨学科的高度整合必然要求精微、牢固的微观研究。然而，无论学科专业的分化与整合程度如何，它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事物、认识社会生活的一个视角、一种便捷的方式，也因此，再完美的理论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裁剪、一种格式化，因而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也正是社会生活和世界的无限多样与复杂，才有了学科的分工与合作。相对于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言，社会生活总是生动、具体、充满着神秘与未知。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始终立足于社会生活本身，在对生活事实有了相当把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各种理论和分析工具，来展开对问题的“解构”，从而找到尽可能合理、完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建基于社会生活之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才是有价值、有生命力、有普适性的研究和理论。

当代中国的民法建构是建立在“法律移植”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时间短，缺乏学术传统，学术积淀不深厚，缺乏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交流与批评，中国民法尚未形成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没有方法论的传承，更遑论形成学术流派并互相争鸣。也因此，中国民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是相当广大并亟需拓展的。也正是在这里，方法论的革命性作用再一次凸显出来。只有通过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的革新，中国民法的进一步发展、繁荣才有可能。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经济建设、法律移植，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已经初步成形，它既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西方与中国传统的成分;既有相当明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有相当明确的实用性认识方法;既有历史遗留的成分，也有中国革命的传统。所有这些，看来似乎是个大杂烩，显得杂乱无章，却又暗含着中国特色民法的最初轮廓。在此过程中，民法学界的注释性研究和微观制度性研究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当代中国民事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在相当程度上也要归功于这些方法论的全面运用。然而，多年的注释性、微观制度性研究，也造成了当代中国民法学研究的“自说自话”和“自我封闭”，而这在社会科学飞速进步的今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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