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非营利性质的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招募社工。北京市在各区县组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配备协管员，协助政府从事社区矫正工作。
二是鉴于我国有关社区矫正立法滞后的实际情况，确立了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工作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 ，确保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迅速启动。
三是对社区矫正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上海率先确定、实施对矫正对象的五个方面的矫正企业单位，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 ，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此外，将大部分罪犯投入监狱，监狱即使仅仅是出于严格管理 、保障安全的需要，也会无形中增加人们赴监狱进行社会帮教的成本，抑制人们帮教的热情。而社区矫正试点则为人们参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较好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矫正将极大地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海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是理念创新，树立社会治理的理念，在治理犯罪这一典型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确立了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通力合作的理念，认识到即便是刑罚执行工作，政府也有必要让渡部分管理职能，使社会真正有机会实质性地参与进来。这样做，完全符合 “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二是实践创新 ，探索了 “政府主导推动，社团 自主运作 ，社会多方参与”的工作模式。即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强力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同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培育组建非营利性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总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工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工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主要承担非执法性质的教育引导、生活指导、心理辅导、帮困解难等，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付社工报酬。lOcALhOST同时，大力鼓励志愿者参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工作。通过理念创新、实践创新，赋予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的内涵，大大提升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度，并逐步走 向制度化、常态化，进而为矫正质量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可靠的力量保证。上海在社区矫正实践 中已初步探索出了政府、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相互合作共同治理违法犯罪的新模式，其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着力从政策引导、组织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构建了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违法犯罪的服务平台，而社会力量则 日益成为政府治理违法犯罪的重要合作伙伴。这样一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在治理违法犯罪过程中，政府不再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行政动员，而是树立社会治理理念，政府与社会力量 (或称非政府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治理违法犯罪，从而达到更佳的治理效果。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无疑也极大地提升了政府 自身的执政能力。
三、对策建议：加快我国社区矫正试点进程，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
以上论述了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现状，描绘了社区矫正巨大的发展前景。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区矫正在中国从试点到全面推广，还面临许多困难。全国政协曾经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认为：“目前社区矫正仍然处于试点阶段，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无法推广，优势难以充分发挥”。有鉴于此，本人对扩大我国社区矫正试点 、加快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
(一)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合理定位社区矫正的功能
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伴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国家应对犯罪的方式也日益科学和文明。从肉刑、流放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非犯罪化、非刑罚化 ，刑罚文明的轨迹清晰可辨，根据时代条件逐步实现轻刑化，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监狱行刑的适用范围越小。将大多数犯罪人被置于正常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矫正，只有重刑犯才被投入监狱。历经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开放度、人的自由度都是 30年前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隶属于上层建筑的刑罚制度却仍然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进程。肇始于2003年的全国部分省市社区矫正试点，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几年来，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仍然局限在少数地区，试点力度亟需加大。尤其是，全社会要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社区矫正在国家司法体系中应有的功能、地位。必须认识到：社区矫正决不是监禁刑的补充，不是解决监狱关押容量问题的应急之策，我国社会发展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实行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矫正并重的时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大力推行社区矫正，使社区矫正成为我国应对违法犯罪的首选的制度安排，而监狱、劳教所只负责教育、改造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人。在此基础上，树立 “在社区矫正、被社区矫正、为社区矫正”的理念 ，充分发挥社区在犯罪防控以及国家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中的作用。总之，应从战略转型的高度，重新认识社区矫正，科学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二)加快社区矫正立法，重塑我国的法律制裁结构
一是要尽快立法，为社区矫正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加快推进社区矫正。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稳步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比例，逐步扩大社区矫正规模。二是要以大力推进社区矫正为载体，统筹协调治安管理与犯罪防控。目前，我国法律制裁结构的突出问题，一是监禁刑模式单一，全国所有监狱都实行封闭式的严格管理，罪犯无论社会危害程度轻重与否，所受惩罚力度几乎没有本质区别罪刑相当原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相比之下，许多国家监狱分为高度警戒、中度警戒、低度警戒监狱；有的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分别实行劳动释放制、学习释放制、归假制、周末拘禁制等开放式处遇。 除了少数罪行严重的罪犯以外，大多数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都能继续与社会保持相当程度的接触，最大程度地降低 了监禁的负面作用。二是对违法人员的处罚与对犯罪分子的处罚缺乏合理的衔接与平衡 ，处罚方式尚有待完善。具体体现在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 ，处罚力度实际上反而大于作为刑事处罚的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三是机构矫正与非机构矫正的比例失衡，社区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微弱，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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