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病而在某些医院往往要花上几百元才能医好，这样就形成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患者有病在医院看不起病，医院的病号就少，医院病号少，经济收入就少，由于医院经营者主导思想没有变，在经济收入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自己的高额利润，把提高服务标准和医疗服务的价格作为扭转医院效益下滑的主要措施，这样以来，患者到医院看病的就更少，长期下去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医护人员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不变，在给患者做手术时利用职权向患者家属吃、拿、卡、要，患者家属在不能使医护人员满意的情况下，医生在做手术时敷衍了事，心不在焉。有的医生给病人做过手术后，把纱布、手术器械留在患者的腹腔内，有的手术后却发现病灶未处，而是误切人体正常器官。或者伤害体内其他正常器官，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有的医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借用媒体和学者、影星的名人效应对外作虚假宣传，雇用医托欺骗患者，…………。医院的上述行为无不是以损害患者地利益为代价，来换回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这是形成现在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局面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4）、普法宣传的深入，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和逐渐提高，是医患纠纷发生的次要原因。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是我国建国以来法制建设速度最快的三十多年，法律法规的不断出台和日益完善，使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在法律法规的规范之内正常有序进行。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普法宣传，群众的维权意识空前提高。对于医院的一些不合法，不符合医疗法规和医疗常规的过失行为，理所当然的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质疑，由于双方的立场不一致和利益的对立性，必然促使医患双方矛盾和纠纷的发生。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当事双方态度和方法的失当，再加上卫生行政机构的不公正的处理，使医患纠纷的矛盾不断升级，严重的影响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也不同程度的侵害患者的利益。再者，由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知识的缺乏，把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些正常无过错行为而出现的意外结果，误认为医院有责任，并且固执己见。他们在社会闲散人员的蛊惑下寻衅滋事，医患双方关系紧张，这也是发生医患纠纷的另外原因。

（5）、宣传媒体的广泛发展，医患双方把本来不具有可比性的案例强行进行比照，加剧了医患双方矛盾解决的难度。

广播、报纸、电视、手机、网络五大宣传媒体的共存，使我们快速的进入了信息时代，快捷、海量的信息使我们增长了知识，及时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一旦遇到麻烦，上网查找法律依据和寻找有关案例，成为一般人的首选。再加上家电下乡的推广，更加快了电视、手机、网络在群众中的的普及程度。由于当事人是在医患纠纷发生后才着手向有关人员进行咨询，查找法律依据和有关案例，时间紧，任务急和对案情了解的不系统，即便是有时找律师和专业人士咨询，难免会出现与自己的案情不相符合的情况。针对上述情况，医患双方依据自己查找的依据，固执己见，互不让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医患双方的矛盾，为医患双方矛盾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二、医患纠纷发生后双方的心理状态

医患纠纷发生后，从医院的角度考虑有三种心态即：一种是医院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脱责任拒不担责的“躲避型”担责原则，第二种是医院在患者有证据证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有明显过错时，利用自己现有的社会资源和专业知识，通过恫吓、虚假承诺、欺骗等不法手段，以达到给患者象征性补偿，明显袒护直接责任人使其规避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处罚的“象征性”担责原则，第三种是医院本着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给患者造成多大的损失就赔偿多少损失，对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其过错程度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的“实际担责”原则。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也有三种心态即，站在承担责任的角度考虑，一种是经济上的“补偿型”担责原则，一种是经济上的“获利性”担责原则，第三种即为让有过错的医院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根据医护人员的过错程度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实际型”担责原则。发生的每一期医患纠纷，医院无论过错大小，给患者造成的伤害既有经济方面的损失，又有精神方面的伤害。在医患纠纷中，较轻的医疗伤害使患者要忍受由于医院处理不当给他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沉重的经济上的负担和巨大的精神上的伤害，有的精神上的痛苦会伴随患者终生，重的医疗伤害会给患者造成终身残疾，有的甚至丧失生命。患者无论受到是哪一种伤害，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患者一人，还有患者的家属。由于患者在医疗伤害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永远都是受害者，患者利用在医疗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等和医疗知识及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不了解而提出“象征型”经济补偿，或者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等和医疗知识欠缺在发生医疗伤害后，出现的心理不平衡的报复心态，要求医院作出远远超出当地生活标准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的“获利型”赔偿。对于由于医疗伤害致人死亡的适当高于当地生活标准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在患者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患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雇佣“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医闹”迫使医方就范，或者患者家属通过上访的渠道向医方施加压力，患者的不得已而为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也是医院或医患纠纷处理部门不能秉公处理而带来的后果。第三种是根据医方的过错程度在给患者造成经济损失进行填补式的赔偿外同时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直至开除公职，对于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要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医疗事故罪或非法行医罪的刑事责任的“实际型”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根据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双方可以通过和解、调解、诉讼的办法解决，可是在双方的和解中，只有医院的象征性补偿与患者的补偿型的心态相对应双方才有达成一致的赔偿协议的基础，双方的其他心态的组合而达到和解的结果，司法实践中无一成功的案例予以佐证。而医疗事故的处理机关在处理医患纠纷时无论是和解还是调解都是以受害人的让步为前提，这本来就是受害人权利的损害，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中，事实上又往往明显的偏袒医院，这样患者的权利在诉讼之前的和解及调解阶段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有医患纠纷的处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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