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置疑的这些规则仍然是立法者规定的法律规则,这些规则将形成一个框架型的结构,既引导又束缚法官的创造性思维,使之既能通过这些途径寻求当事人的真意、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又不至于过分脱离实际,而出现任意解释、盲目解释等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第二,合同文本内容的限制。前文已述及,合同解释两大关键性基础即一为法官的主观精神底蕴,二为合同文本的精神底蕴,合同解释过程即为这两大基础的碰撞、冲突、协调、融合的过程。合同解释是在合同文本上的重新构造意义的过程。在解释过程中,法官在其内心进行解释的创造性思维,而合同文本的精神底蕴则从与之相对的方向来规范法官的创造性思维,使之不至于天马行空、漫无边际。法官与合同文本之间的对话,既不是合同文本的独白,也不是法官的纯主观解释,而是“法官不能作出一个与当事人实际约定有分歧的决定,也不能仅仅因为法官本人认为合适就将一个条款加进合同当中……法官的职能是‘让合同说话’,而不是他自己说话。他必须从当事人实际约定的内容出发,并且在与合同目的和当事人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使当事人约定的内容充实起来,并且与合同已有内容的精神相一致,解决未发现的问题。”[22]第三,法官职业群体的共同规则的限制。法官职业群体的共同规则或法官的职业道德将约束着法官的惯性行为与惯性思维。这样的约束尽管更多的是从法官的内心进行的枷锁,但却更为有效,这也正如本文前述的法官的自尊心、责任感、荣誉感不允许他们作出有背于法官身份的行为。第四,公平正义、诚信等民法基本原则的控制。在法官运用公平正义、诚信原则进行合同解释时,首先要求的是法官对于这些原则的深刻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达成正确的应用,因此,对这些原则的应用本身也将起到引导与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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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2] [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赵旭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3] [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 (上卷)，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4]尹田：《法国现代契约法》，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93页
[5]陈金钊：《法律解释的意义及其对法治理论的影响》，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2期。
[6]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建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7] [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建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8]mark k glasser, keith a rowly. on parol: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ion of written agreements and the role of extrinsic evidence in contract litigation.49 baylor l.rev, 1997.657
[9]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10]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42页
[11] [法]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12] [美]格兰特·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曹士兵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13] 张汝伦：《意义的探寻———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4]转引自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页。
[15]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16] [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蒋兆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17] [美]格兰特·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曹士兵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18]邱聪智：《民法研究(一) 》（增订版），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7页。
[19] [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赵旭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20]王越宏、李媛：《论合同漏洞的补充》，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
[21] [美]哈罗德·伯曼：《美国法律讲话》，陈若桓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22] [美]a.l.科宾：《科宾论合同:上册》，王卫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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