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讯息日渐流通、企业，其员工孙湲、夏志军于受聘期间私自开办了太阳驹公司来经营信息咨询、资料翻译、企业形象设计等业务。在太阳驹公司经营期间，它与被告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杨森公司”）签订合同，并为杨森公司提供与制药行业相关的产业信息、市场趋势以及与制药、医疗相关的政府政策法规统计资料。其后，塞翁中心得悉孙湲、夏志军的行为，遂将二人开除。经过公安机构调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确认孙湲、夏志军利用其在赛翁中心任职的便利，将掌握到的和窃取到的塞翁中心信息资料，通过太阳驹公司提供给曾与塞翁中心有合作关系的杨森公司，因而认定二人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而犯罪，须承担刑事责任。
至于民事责任方面，赛翁中心认为被告明知或应知从太阳驹公司取得的信息资料乃塞翁中心的商业秘密，且是赛翁中心前员工孙湲、夏志军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但被告仍然购买使用该等信息资料。因此，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赛翁中心认为杨森公司的行为构成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行为，遂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杨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经调查审理，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太阳驹公司向杨森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是从公共媒体通过收集、翻译、汇编、整理得来的。虽然当中含有赛翁中心的信息资料，但无法判断哪些信息资料为塞翁中心的商业秘密，而且虽然杨森公司知悉孙湲和夏志军为塞翁中心的前员工，却没有证据证明杨森公司与孙湲和夏志军恶意串通并运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赛翁中心的商业秘密，也没有证据证明杨森公司明知或可推定其应知从太阳驹公司获得的信息资料乃来自于赛翁中心兼且是赛翁中心的商业秘密。lOcalHOsT因此，法院裁定赛翁中心对杨森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的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塞翁中心的诉求不予支持。此外，法院认为由于塞翁中心未及时关闭其曾经为杨森公司设立的试用网站，对其所享有的信息资料采取放任态度，因此该懈怠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塞翁中心自行承担。原告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遂提出上诉，但上诉法院维持原判。
案中虽然由于缺乏证据，令原告未能成功向被告索取侵权赔偿，但本案却反映商业秘密权利人向第三人追究法律责任时须通过重重障碍，而更重要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的内容未能妥善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利益。
障碍一 --- 证明讯息资料为商业秘密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二款对“商业秘密”作了以下法律定义：“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过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所保护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个法律定义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对信息保护所定下的三个条件一致。这三个条件分别是：（1）受保护的讯息资料必须具有秘密性、（2）因讯息资料属于秘密而可以带来商业价值、(3)合法控制讯息资料的人为保密已采取了合理的措施。
秘密性
关于秘密性，商业秘密的定义中，受保护的讯息资料必需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同时也出现不少灰色地带和冲突。世界各地在保护商业秘密上法律规定的异同，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保护商业秘密的性质。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将商业秘密归纳为知识产权的一部份，虽然知识产权一般被认定为一种物权或者财产权，但在各国法律中却不一定明文确定商业秘密被视为一种财产。相反，在保护商业秘密上，某些国家（如英国）视维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权益是按公平原则保护权利人在衡平法上的权利，而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财产权。保护商业秘密性质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权利人向侵权人追究法律责任的诉因，以至得到赔偿和法律补救的范围。
二是受保护的主体和侵权的主体之界定。商业秘密，故名思议指在商业上的秘密，有别于个人私隐和国家秘密。所以，在某些国家（包括我国）直接界定受保护的主体限于经营者，不包括社会团体、组织和国家机构。然而，亦有国家对界定受保护的主体采取较宽松的态度，保护任何人士，不论其是否从事商业活动，或者其拥有的是否具有商业价值（而不只是可以带来http://*/trade/articles.asp?id=9

[2] 郑书前，王和平，“企业商业秘密战略初探”，http://*/sjgw2b51.htm

[6] fraser v. evans [1969] 1 qb 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