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上的不足。第二是量刑问题。网络犯罪往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取证又比较困难，司法成本高，而我国现行刑法对于网络犯罪量刑却相对较轻。如刑法第285条侵入计算机系统罪，法定最高刑只有3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而其法定刑则仍然没有提高。

（五）司法实践中的证据问题。

网络犯罪的特殊性，给我国具体的刑事诉讼中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如上文所述，最主要和明显的困难是在证据的收集上。退一步来讲，即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搜集到一些电子数据记录，是否能作为法庭证据还是个问题。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七种征据形式，但并没有包括电子证据。电子数据证据，是网络信息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的证据形式，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国，计算机数字作为证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仍然是个难题。[⑥]这就使得网络犯罪的认定存在一定难度。
（六）刑事管辖问题。

目前，以属地原则为主，以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普遍原则为补充的综合刑事管辖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刑事管辖原则。但是，由于网络犯罪的跨地域性和超国界性，运用传统的刑事管辖权原则来确定其管辖权就会出现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问题一直是一个我国网络犯罪的法律大难题。我国的刑事法律对于如何确定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的问题并末作出明确规定。
三、网络犯罪应对措施的几点思考

网络犯罪的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综合治理，如技术层面、法律层面、道德层面、教育层面、管理层面、国际合作的层面等多方面的防控，才能使我国的网络犯罪的现象有所好转。笔者仅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探索我国网络犯罪的应对措施：
（一）技术层面上的防控对策。

网络的发展依赖于其共享性、易用性，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网络犯罪问题越来越突出，虽然这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网络技术的脆弱是不容忽视的，通过提高技术防控来控制网络犯罪是最基本的方法之一。目前许多计算机公司都在积极研制并不断推出防范犯罪的新技术产品。一类是对软件进行保护的技术措施，主要有软件加密法、数字签名法、抵御软件分析法等。二是对访问者进行身份鉴别的技术措施，其基本思路是通过鉴别访问者的一个或多个参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验证访问者是否合法，阻止非法用户访问系统，确保系统和数据的安全保密。三是对网络加设密码的技术措施，根据国际化标准组织制定的相关安全机制和加密所处层次、对象的情况，分别设置不同的密码，保证系统安全。

（二）法律层面的防控对策。

正如上文所述，1996年2月1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答理暂行规定》，由此了互联网法治建设的逐步走上了正轨。此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又相继颁布。这些法规的出台，结束了我国在互联网管理方面无章可循的局面，有效地遏制了互联网的种种负面的影响。但网络犯罪还是不断地对网络立法这一领域提出了许多难题，特别是给我国的现行刑事立法带来巨大的冲击。

1、司法管辖原则。我国刑法的空间效力管辖原则在网络犯罪出现之前近乎是完美的。然而，网络的开放性引发了刑法适用的极大的困惑。针对此问题，适当的扩大我国的刑事管辖权是必要的。传统的司法管辖原则以属地为主、属人为辅、兼顾保护、尊重普遍管辖我们仍应遵循，但应有适当变通。首先，如上文所述，确立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根本原则，应当是网络犯罪行为所本身具有的危害本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且侵害的法益应当是具体化的。其次，对于外国侵犯我国国家和公民利益的犯罪，不应完全拘泥于双罚制原则，对于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特殊犯罪应明确具有管辖权。最后，加强国家合作，健全国际刑法体系。

2、刑事责任年龄。随着网络的快速普及，网络犯罪低龄化趋势非常明显，一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网络犯罪，他们的主观恶劣性和社会危害性都非常大，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中却处于无法可治的尴尬境地。因此，适当降低部分危害极大的网络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已经刻不容缓。

3、增加新的刑种。网络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获取暴利，仅仅对他们处以自由刑，不能很好地发挥刑罚的惩戒功能。国外刑法在这方面就做得更为可行，即可实行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并用，甚至对后果严重的．还处以生命刑。同时可以对某些获得计算机网络执业资格认证的行为人比照剥夺政治权利剥夺其从业资格，减少其再犯可能性。这些国外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4、健全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网络犯罪的自身立法固然重要，但和实体法相配套的程序法也非常重要。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7种证据，如上文所述，我国没有将电子数据记录作为证据的立法，从而给认定网络犯罪带来难度。笔者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电子数据记录的刑事法律证据地位。同时制定电子数据记录保存、保护相关规定，为侦破和惩治网络犯罪提供司法诉讼上的保证。第二，网络犯罪的跨国化特征非常明显，今后随着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使此类犯罪的引渡问题空前增多，我国2000年12月28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已经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当然还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三，由于刑法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建立在其他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之上，此即所谓“刑法次要原则”，而目前我国在计算机网络领域里，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还很不健全，应当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以保证刑法与它们的彼此衔接和正确定位。
（三）道德层面上的防控对策。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约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全社会的道德防控可以影响广大网民自觉地摈弃不良的上网习惯，远离一切网上违法行为，抵御互联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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