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社会主义与道义的社会主义

　在金融危机的重压之下，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成为欧美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选择。在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在过去几年间得到了加强，国有企业的盈利也大大提高。两者似乎遥相呼应，让国内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兴盛起来。崔之元通过对重庆“新政”的考察，把国有制的优劣问题重新摆在我们的面前（参见本刊2009年2月号崔之元《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一文）。重庆建立了七个国有金融公司，任务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重庆市的一个创新是把BOT（即build，operation，transfer）变成了BT（build，transfer）。BOT是私人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然后经营若干年，再把设施无偿转让给政府。BT省略了中间的经营环节，政府直接购买私人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资金来自于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土地的增值。这个模式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国有金融公司都有大量盈利。之元认为，政府有了这些盈利之后，就会降低对私人企业的税收，从而促进重庆私人经济的发展。之元不是要求中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认为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经济建设和再分配的能力，而且可以促进私人经济的增长；推而广之，他倾向于认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
　　
　　
　　
　　国企的盈利与私企的税负
　　
　　本来，关于国有企业的讨论早该尘埃落定了，过去十几年风起云涌的改制浪潮已经是对国有企业的否定。之元的新颖之处，在于提出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有利于私人经济的发展这个命题，这是以往对于国有企业的讨论中没有涉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目的是消除剥削；在中国，国有企业还担负着实施国家产业政策的任务。之元的观点不同于这些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基诺瓦尼·安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关于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安瑞吉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采纳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即国家是“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 而中国的资本主义采纳的是斯密意义上的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即国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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