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仲裁制度的反思和完善来源

做法存在相当的距离”[2]，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干预仲裁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仲裁的民间性受到损害。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起源于民间，它是适应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解决纠纷的需要而自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性质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而非“公力救济”手段。如果把仲裁解决纠纷同行政和司法解决纠纷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则仲裁制度便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即使仲裁制度独立存在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争议方面的特殊作用。西方各国的民间仲裁制度，无一不是以仲裁属于“私力救济”手段的认识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我国仲裁法也试图改变原有的行政仲裁体制，树立民间仲裁的形象。除前面所述，在第8条、第10条第1款、第14条中对此作了一些相关规定外，还在第12条第2款规定：“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法律、经济贸易专家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法律、经济贸易专家不得少于三分之二。”等等。但仲裁法又同时在第10条第2款中规定：“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这一规定，为政府主导和包揽仲裁机构的组建以及随后过多地介入仲裁机构的管理和干预仲裁制度的运作，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据了解，实践中，不但一些地方的仲裁机构按行政模式定级定编，确定主管部门和由政府提供经费补贴、办公用房，而且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数为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官员，仲裁委员会主任一般也由政府分管领导或其法制部门的主要领导兼任，每年的全国仲裁工作会议由国务院有关机构主持召开。还有的地方，由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发文推行仲裁制度。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重大疑难或者社会关注的仲裁案件，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仲裁委员会或者仲裁庭还要向政府部门的有关领导汇报，听取意见，等等。所有这些做法只能说明，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仍然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仲裁。如不彻底改变，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将会成为一句空话，仲裁活动的公正性将会受到社会的怀疑，仲裁制度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未得到充分体现，不少规定有较强的诉讼化色彩。意思自治的本来含义是指，每一社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主负责。在仲裁活动中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应将仲裁协议视为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二是仲裁适用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范原则上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约定；三是决定仲裁程序中的主要事项如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审理的方式和结案方式以及仲裁保护的范围等，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可以说，当事人意思自治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石和核心，也是仲裁与诉讼最根本的区别。离开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就会变味，仲裁就会成为诉讼的翻版。西方国家无不十分推崇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并使之在仲裁立法和仲裁程序的运作过程中充分地得到体现。我国仲裁法虽然也在贯彻当事人自愿原则方面作了一些规定，但由于思想保守，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仲裁范围的规定过窄。有关仲裁的主要国际公约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一般均将“契约性与非契约性争议”作为仲裁的范围，而我国仲裁法则将仲裁的范围限定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较窄的范围之内，这显然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二是对仲裁协议的要件要求过高。国际上对仲裁协议的要件一般是只要求当事人有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即可，而我国仲裁法则在第16条第2款中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等三个要件。三是程序规定过于严格和死板，缺乏应有的灵活性。仲裁程序不同于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具有简便、灵活、快捷的特点。有关仲裁的主要国际公约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和仲裁规则还允许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自行选择仲裁程序，甚至可以选择仲裁所适用的实体规范。而我国仲裁法对仲裁程序如何进行则作了严格和繁琐的规定，没有赋予仲裁庭和当事人灵活进行仲裁程序的权利。例如，仲裁法第45条关于“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的规定，就过于死板，它不仅在仲裁活动中排斥了其他质证方式，而且为采用书面方式审理案件设置了障碍。这种完全雷同于诉讼程序的作法，体现不出仲裁的灵活性特点。当然，我国仲裁法更没有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规则和仲裁所适用的实体规范的权利。四是当事人对仲裁员的选择受到仲裁员强制名册制的限制。虽然有关仲裁的主要国际公约和西方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也实行仲裁员名册制，但他们所实行的仲裁员名册制是推荐性的，不是强制性的，当事人既可以在仲裁员名册的范围内选择仲裁员，也可以在仲裁员名册范围之外选择仲裁员。而我国仲裁法则是实行仲裁员强制名册制，只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员名册的范围内选择仲裁员，不允许当事人超出仲裁员名册的范围另行选择仲裁员。以上凡此种种，说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仲裁法中还没有充分得到体现。如不改变，无疑将影响我国仲裁制度发挥作用，违背立法的初衷。
（三）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制度设计不合理。仲裁活动应当接受司法的监督，这是世界各国仲裁立法处理仲裁与司法关系的通例，但各国的情况不同，司法监督仲裁的程度和具体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我国仲裁法同时设置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撤销仲裁裁决的双重司法监督制度。立法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仲裁工作中的失误”。[3]但从仲裁法实施8年多来的情况看，这种制度设计产生了诸多弊端，并没有完全实现立法时的初衷。一是仲裁司法监督制度重复设置，使仲裁裁决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有损于司法的权威。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与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同时设立，一方面为当事人恶意对抗不利于自己的仲裁裁决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其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还可以寻求第二次司法救济，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势必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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